蔡华先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方砚台——一方澄泥砚。那是前些日子，女儿去婆婆家，亲家让她带给我的一件礼物。砚台呈紫红色，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惠东存的作品，非常美好的连年有余造型。

其实，不止我喜欢砚台。“文人之有砚，犹如美人之有镜，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中国独有的文化神器，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古有“以文为业砚为田”之说，文人墨客均将砚台视为知己好友，而且古人还曾用砚来喻德，用一句谚语来形容：“砚田有谷，耕之有福。”宋朝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所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索取，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

砚台在文人心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所以藏砚、赏砚、赠砚、铭砚之风一直盛行不断。

历史上与砚台有关的故事也有不少，其中有一个是苏轼铭砚教子。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苏轼长子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尉。分别之际，苏轼将一方石砚赠予苏迈，并于砚底铭诗一首：“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期望他善始善终，做一个利国利民的好官。

那么，砚从何来呢？

中国最早出现“砚”字的典籍，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砚者，研也。”一字说尽砚的根本属性和功能——砚，就是用来研墨的。关于这一点，苏轼的论述最为精到：“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

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掘出土了战国至秦代时期的石砚、砚石和呈圆柱状的墨块，砚面和砚石都有使用过的墨痕，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书写砚与人造墨。从那以后，砚台开始不断发展，材质多种多样，汉代的砚所取材料已十分丰富，有石砚、陶砚、瓦当砚、漆砚、铜砚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石砚较为盛行，伴随着制瓷业的兴起，出现了一种新的品种——瓷砚。

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由于书画艺术的不断发展，对文房用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些制砚名家四处寻找更好的制砚材质，制砚技术也不断地提高。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进行砚台制作。其中采用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端砚、歙砚、洮砚。史书将端、歙、洮砚称作三大名砚。清末，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

在这四大名砚中，端、歙、洮砚均为石砚，由石雕刻而成，而澄泥砚，是唯一由河泥烧制而成的砚台。

以石制砚，已属不易。以泥烧砚，更是一绝。澄泥砚就是一个土与火的传奇。

澄泥砚产于山西。它始于汉，盛于唐宋，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对于澄泥砚的地位，宋人《砚谱》赞曰：“唐人品研澄泥砚以为第一。”

澄泥砚是以沉淀千年的黄河澄泥为原料，它取之于水而成之于火。

想要做成一方澄泥砚，原料的来源就不简单。对于澄泥砚的制作，南唐杨洎所著《贾氏谈录》中记载了古时如何取泥：“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澄泥砚的取泥方法十分讲究，是把缝制的绢袋放于河中，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等待，水流将黏土细粒充满囊中后取出。

要想让来自河中的澄泥成为贵如黄金的成品，还必须经过烈火的考验。经煅烧后，其质地细腻，犹如婴儿皮肤一般，而且贮水不涸，历寒不冰，发墨而不损毫。

由于原料及烧制火候、时间的不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澄泥砚可谓品色多样、绚丽多彩。清代朱栋所著的古砚专著《砚小史》中是这样对其进行等级分类的：“澄泥之最上者为鳝鱼黄，其次为绿豆沙，又次为玫瑰紫……然不若朱砂澄泥之尤妙。”

极尽工序之繁复，经历一番土与火的淬炼，泥土的“柔”终于化作砚台的“刚”，澄泥砚质坚耐磨，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历寒不冰，呵气可研，不伤笔，不损毫，备受历代帝王、文人雅士所推崇，唐宋皆为贡品。

要想得到一方好的澄泥砚并不容易，有一个细节我们不能不提。在四大名砚中，端砚、歙砚、洮砚都以产地命名，唯有澄泥砚是以制作工艺命名的砚种。

按理说，砚台入窑焙烧，是制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道工序，但澄泥砚偏偏是以制作工艺中的第一步取泥中的一个动作命名，可谓是千淘万洗方为澄。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澄泥砚的制作工序十分精细繁杂。古时候，工匠们要先到黄河沿岸采泥，将采来的泥料淘洗后放入绢袋之中，对泥料进行进一步的筛选。绢袋在空中不断地晃动，最有价值的泥料便留在了绢袋中，再将绢袋抛入河中，继续受河水冲洗。如此，两三年之后，绢袋中的泥沙越来越细。对泥料不断筛选的过程，被人们称为“澄泥”。

真正的澄泥砚，原来是经历了水与火的双重洗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到明末清初时，澄泥砚的制作工艺就已失传，绛州澄泥砚的生产出现了一个近三百年的断档。

澄泥砚选材有特殊要求，制作工艺又极其繁琐、复杂，一旦失传，“复活”极为不易。乾隆自诩风雅、酷爱收藏，在其钦定的《西清砚谱》中所载二百余方古砚中，澄泥砚就有五十一方。据传乾隆曾下令制作澄泥砚，以其皇帝之尊、举国之力，最后也不了了之。成功“复活”澄泥砚之难度，由此可以想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三路人马相继成功“复活”澄泥砚，分别是山西省博物馆馆长徐文达团队研制的“徐氏澄泥砚”、新绛县博物馆蔺永茂研制的“绛州澄泥砚”、定襄惠东存研制的“惠氏澄泥砚”。在这三路人马中，徐文达老先生为三晋文化大家，新绛蔺永茂占有“地利”，而惠东存只是一个会石雕的农民。

我手中的这方澄泥砚，就出自被誉为“当代砚魁”的惠东存之手。

听亲家介绍，1983年的一天，惠东存遇见多时不见的师兄。师兄当年曾与惠东存一起在石刻工艺厂雕砚，两人朝夕相处，结为莫逆。后来，师兄被调到山西省博物馆工作，颇受馆长徐文达赏识，与徐文达共同研发、恢复澄泥砚的制作技艺。这次见面，师兄说，他们试制的澄泥砚已获成功并注册了专利，具体做法却没有透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惠东存觉得，自己就是做砚的，人家能做出来，为啥自己不试一试呢？与师兄的这次偶然相逢，激发了惠东存试制澄泥砚的决心。

1984年，惠东存回到定襄创办河边传统雕刻工艺厂，一门心思致力于“复活”澄泥砚。

历经艰辛，澄泥砚终于再获新生。在2000年第八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上，“惠氏澄泥砚”获颁《中国十大名砚》证书。

每天看着案头的这方澄泥砚，我心中暗想，这方澄泥砚的诞生肯定是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就如冰心的一首诗所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很多时候，世人只看到表面的光辉荣耀，却不知其中蕴藏的诸多辛酸。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跨越山山水水，从山西到山东，是一番人间情意。我，须珍惜。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历经水的洗礼、火的淬炼，完成了从泥到砚的华丽转身。我，须好好品味。

这方澄泥砚，的确来之不易，经历千年，又浴火重生，贮藏了多少艰辛与坚韧不拔，凝聚了多少成功哲理。我，须天天警醒自己。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

这方澄泥砚，摆在我的案头，该有多少意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