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永

一

上世纪50年代，我在烟台搬运工人子女小学读五年级时，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刘宝玲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用她的话说，这是她第一次走上讲台，也是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当时，刘老师才18岁，比班上的大同学只大两三岁。

校园向北不远是芝罘湾。当年芝罘湾因多年淤泥沉积，沿岸水很浅，特别是西南河入海口以东那片海，退潮时能退出一大片陆地，聚集起很多赶海的人来挖大黑皮蛤。搬运工人子女小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若是赶上下午四五点钟退潮，我们班学生最后那节活动课去赶海的现象屡禁不止。

刘老师没把这件事告诉校长，而是用成立“图书角”的办法吸引大家。她让全班同学每人带两三本故事书，成立了“图书角”。同学们推选我担任负责人，可以找我借书，借期最多一周。每天最后一节活动课为阅读、朗诵课，上半节课阅读，下半节课把看过的故事用普通话讲述给全班同学听，每个同学都不准缺课。还别说，刘老师这一招真灵，不仅形成了全班读书的好风气，还提高了同学们说普通话的水平，班级学习成绩也得到很大提升。对我而言，近水楼台，一下子拥有更多的书可以看，不但解决了没有钱买课外书的困境，而且久而久之，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二

看书要有看书的条件，起码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朝思暮想，若有一间小书房那该多好啊！可是，家中人口多，住房并不宽绰，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那间平日存放柴草杂物的小厢屋。然而，小厢屋的柴草放到哪儿？一张床20多元钱从哪里来？小厢屋没有电怎么办？

为了早日拥有理想中的书房，我一直在谋划着解决这些困难。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小升初统考后的那个暑假，没有学习压力，我利用这段时间爬到小棚子顶上，把四片碎瓦撤下来，把我在街上捡的几片小黑瓦放上，并在瓦下面垫了些黄泥。然后，我把小厢屋的柴草、杂物蚂蚁搬家一般一一搬进了小棚子。小厢屋方方正正，尽管只有5平方米，但清理完后还是挺宽敞的。我安上一个一米多长的书桌，又设计了一铺一米多宽的小炕，感觉屋里的活动余地仍然挺大的。

妈妈请她单位的赵师傅帮忙，垒了一铺长两米一、宽一米一的小炕，下面有炕洞可以烧柴草热炕，睡觉的问题解决了。最后一个困难就是照明问题，爸爸和我都不懂电工，好在暂时可以用煤油灯照明，读书也不耽误。

1959年我上初中三年级，一批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书，如《苦菜花》《红日》《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相继出版，每本都是1元左右，深受中学生喜欢。然而，父母每月微薄的工资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已是不易，哪有多余的钱给我买课外书。班上能买得起课外书的同学寥寥无几，僧多粥少，大家便互相借阅，常常是一本五六百页的故事书，最多看三天就要转交给下一位同学。

于是，我把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最后两节活动课，必须做完当天的作业。我还一度把走路的时间也用于看书。那时马路上车很少，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书，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被车撞着，但有几次我差点撞上了大树。

回家匆匆吃完晚饭后，我就立马回到自己的小厢屋里，坐在被窝里开夜车看课外书，直看到昏昏欲睡方才罢休。

三

用着煤油灯，连续多日开夜车看书，我终于闯祸了。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被浓烟呛醒，只见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被我碰翻，煤油全部洒在棉被上并引着了火，靠桌子近的那个被角已经烧了一个蒲扇大的洞，火苗还在继续蔓延，书房里充满焦煳味儿的浓烟。我一个高儿从床上跳出去，从院子里的漤水缸里舀了一脸盆水，用湿透的毛巾把那些火苗全部按灭，并把门开到最大，用扇子扇风，只怕妈妈发现我把被子烧了。当年置床新被子可真不容易，我那床被子是爸妈觉得厢屋太冷特意送我的厚被子，还是找人把棉花弹了，拆洗后专门给我做的。

思来想去，我把着火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不可能死灰复燃后，再用干毛巾把用水浸过的地方尽量吸干。然后，我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把有窟窿那头叠在里面。炕面、地面和桌面也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为了跑气味，门一直开着，冬天的寒风吹进厢屋里，一点热乎的东西都没有，我呆呆地坐等天亮。

白天一整天，我心中都忐忑不安，充满负罪感。晚上没有回家，我躲进了学生食堂的柴草棚里猫着。那一夜又冷又怕，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不料，第二天一早，我就看见妈妈站在距教室不远的地方四处张望。躲避已来不及，我索性硬着头皮迎上去，准备接受惩罚。没想到妈妈并没打我，只是焦急地问：“你昨晚去哪里了？我们找了你半宿……”

两个月后，我读初三下学期，物理课学“电学”。我吃过没有电的苦头，心想一定要学好电学，自己给小厢屋拉上电。这种主观能动性促使我对电学特别感兴趣，喜欢做实验、设计电路、自己动手操作。学习完毕，我利用一个周末到就近的志达五交化商店，花了两元多钱买了灯口、灯泡、三米双股软线、拉线开关、电工胶布等。回家后我立马动工，不到中午就安装完毕。当电灯亮起来的那一刻，我心中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从此，我告别了煤油灯，再也不用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书了，再也不用担心用煤油灯看书惹祸了，心中油然生出一种长大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