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良

我曾经是一名军医。

前些天，几家朋友聚餐迎新年时，女战友孙丹感叹说，你怎么舍得啊？军医都不干了。

其实孙丹有所不知，当军医，实在是非我所愿。

1984年考军校时，原济南军区把成绩排在前列的80多名考生都录取到军区军医学校军医班，不管考生本人志愿填的是哪里，一刀切，绝对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济南西郊段店腊山之东，便是军区军医学校的校址，腊山西边是军区陆军学校。一文一武，腊山脚下汇聚了军区两座最高学府，战友们戏称这里是原济南军区的“北大清华”。

到了军校才知道，好多战友都没有报考医疗卫生专业。汪东红、方勇、王俊、程传义等七名战友都来自野战部队，同我一样，他们的梦想也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拿个听诊器，穿个白大褂，看看舌苔摸摸脉搏，实在不是我们的梦想和愿望。

军区军医学校对军医的培养方向是基层卫生防疫，就是负责连队的“除四害”，定期喷洒灭鼠药、督促伙房安装防蝇网、指导炊事员搞好饮食卫生、防止连队食物中毒等。这些工作属于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我在军校第二年时，军医学校就改换了名称，叫做军区卫生学校，应该说这才有点名副其实。

尽管如此，基础医学知识还是要开课讲授的。细胞、器官、组织、大肠杆菌、革兰氏染色……冰冷的医学知识，灌得我整天脑子嗡嗡的，油盐不进，苦不堪言。

女学员们倒是莺歌燕舞的，从来没听说哪个女学员有厌学情绪，个个激情满满。

对前途的淡淡忧伤，如乌云般笼罩在我们几个同病相怜的战友心里。空有凌云志，“拔剑四顾心茫然”，相同的境遇，使得我们八个战友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课余时间，越过腊山去找陆军学校的学员打篮球、踢足球……校内道路两旁，是两排密密匝匝的法国梧桐，我们把帽檐压在右边半条剑眉上，走起路来宽大的军裤呼啦作响，战友们戏称我们是“八大金刚”。我们八个可是队里的文体骨干，王俊和程传义是篮球健将，打得一手好篮球；汪东红是文艺青年，说快板、讲故事惟妙惟肖；方勇是摄影爱好者，常在军区《前卫报》上刊登新闻照片；而我则办起了油印小报，既写报道又划版，煞有介事……说起这段经历，孙丹曾打趣说，都是些有故事的人嘛。

虽然课余生活很丰富，但是仍掩饰不住心中的苦恼，我甚至想到了退学，幸好班长方勇阻止了我冲动的想法。

百无聊赖时，我便弹起吉他纾解心中烦闷，“未成曲调先有情”。那时，男女学员宿舍都在同一层楼，女学员宿舍靠近走廊最里边，我们班的宿舍门正对着走廊洗漱室。晚上熄灯前，四班马红燕和几个女学员洗漱时，听着我在弹吉他，笑呵呵地挖苦说：“王功良整天在弹什么啊？砰砰砰的，弹棉花吗？”

都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们羡慕陆军学校的学员，将来可以指挥千军万马，殊不知他们也在羡慕我们。卫生学校女学员占到80%以上，到军区礼堂参加集会活动时，陆军学校的学员们，齐刷刷地向卫生学校的队伍行注目礼，眼里闪烁着羡慕的光芒。

有一次，我在军区《前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说王婆卖瓜》。恰好是周末，我和张秋燕等几个老乡，在区队长陈丽萍的宿舍里摆上了几瓶鱼罐头、梨罐头以及熟食之类，说是庆祝文章发表。陈丽萍是烟台市芝罘区人，长我几岁。她苦口婆心地开导我，让我向女学员们学习，向张秋燕学习。“咱们都是军人，军人就是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已经进了军校又不想学医，成什么样子嘛……”“是部队培养了你，学习一门专业技术多好，可你却挑三拣四，还想退学？回家你就有前途了？”陈丽萍说起话来，军人式的嘎嘣脆。在军校期间，我不仅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还得到了她很多的帮助，至今回想起来，心里依然感恩不已。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实习前的教学阶段。《外科学》授课以后，根据课程要求，需要进行肝脏血管手术教学演练，这是一节重点课程。每个班分配一只兔子，由一名学员主刀，其他学员围在手术台旁观摩。兔子被麻醉以后，静静地仰卧在小型手术台上。见其他同学都没有反应，我自告奋勇申请主刀肝脏手术。指导老师是个女的，不到四十岁的样子，戴副眼镜，看上去文静内敛，说话声音柔柔的。手术过程已经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我笨手笨脚地将兔子腹部切口缝合好以后，指导老师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柔柔地说：“看你做手术，紧张得我浑身是汗。”提起这段往事，孙丹笑着说，看样子你真不是个理工男。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把我学医的信心彻底摧毁，并在心底留下极大的阴影。

毕业前，我们有半年时间在部队医院实习，每个学员根据排岗在各科室轮转。那一次，我在妇产科轮转实习。有一天晚上值夜班，处理完病历后，我在医生办公室和护士一起搓棉签、叠敷料。门诊转来一名孕妇，好多亲属陪着，神色匆匆地来到妇产科。这名孕妇面容娇美，气质端庄，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她十分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一丝紧张，目光里充满了信任。值班医生经过产前检查后，将产妇推进了产房。不大一会儿，科主任和副主任都赶到了产房。后来得知，孕妇是一位领导的儿媳妇。

没想到，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因故错过了剖腹产的最佳时机，不得已向孕妇亲属提出了选择方案，“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亲属选择了保大人，一个婴儿就这样夭折了……眼睁睁看着一个小生命消失，我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

毕业前夕，军区政治部想从学校选调一名干事，他们派人来学校考察。由于我在报纸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又是党员，区队长陈丽萍极力推荐了我，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二

顺理成章，1987年夏天，我被分配到昌潍平原的荆山洼驻军，成了一名卫生队军医。

有一年冬天，我作为随队军医去湖北武汉征兵。武汉名胜古迹很多，但是部队也有纪律，不允许借征兵之机游山玩水，而且当时忙于走访兵员，也顾不上外出游览。于是，我就写了一篇稿子《无暇领略风光美，一心只征合格兵》，报道接兵部队认真履行职责的事迹，在当地武装部盖个章后，就寄给了《解放军报》，没过几天就在二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后来，卫生队队长刘贺林拍着肩膀对我说，小伙子，我看你行。

在小洛顶农场期间，空闲时间比较多，我就用来读书，或者写杂文、评论、散文。干部科张晔科长和孙亚松干事注意到了我。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新的人生之路开始扬帆起航。

三

本以为我从此就与卫生医疗行业再也没有瓜葛了，没想到依然是扯也扯不断。

28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师政治部转业到地方。等待安置期间，市人事局军转办需要几名转业军人去帮忙，传递一下档案、制作打印一下统计表、接听一下电话，我和祁新云等四名转业军人来到了军转办。分配前，隐约听说我的去向是市卫生局，脑袋顿时嗡地一下就大了，连忙去军转办陈主任办公室汇报思想。其实陈主任也是从全局考虑，同时也是为我好。我有军医经历，有政治部经历，去卫生局政工科锻炼几年，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可是我对卫生医疗行业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好不容易抽身出来，怎能再去重操旧业？我情真意切地一番痛说，最终调整了分配方向，总算是解脱了。

说起来，医疗卫生是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护工作者更是倍受社会尊敬，只能说这个职业不适合我，我不喜欢。

我有很多从军医学校毕业的战友，他们刻苦努力，勤奋钻研，最后颇有成就。曲明是我的学长，在学习上素有“拼命三郎”之美誉，从军医学校毕业以后，他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始终像一名冲锋的战士。后来，他成长为军队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创建了烟台昆仑山医院。有如此成就者，在军医学校的校史上，恐怕也是寥若晨星。

后来我到了国税局，被分配在三分局办公室。李京义主任也是转业军人，朴实厚道，对人热情，特别关心和支持转业干部的工作。我如鱼得水，很快成了一名合格的税官。在转业后第一个“全国税法宣传月”中，李主任带领我们设计方案、展开项目、广场宣传、协调媒体、报送新闻稿……我撰写的税法宣传稿件刊发在了《人民日报》《中国税务报》上，当月在地级和省级报刊上发表了36篇稿件，被省国税局评为税法宣传月先进个人，三分局办公室被市局评为先进单位。那时，綦国瑞先生是《烟台晚报》的总编辑，为策划税收宣传月活动，他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并开办了《讲故事学税法》专栏，每天讲一个小故事，连载了一个月。去年，我和他说起这段往事，称赞他视野开阔眼界高，好事做了一火车，他却笑称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了。

当年军校的“八大金刚”，最终都改了行。方勇在央视军事文化频道工作，王俊去了省公安厅任经侦支队长，汪东红改行到了省交通厅……大家在本职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军校这几位战友的经历，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余华。高考落榜后，余华进入卫生院当了五年的牙科医生，看了数以万计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后来，余华对文化馆的工作心生向往。他决心放弃牙医这个职业，要像风一样，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最终，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活着》。

是的，活着的价值，不过是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心生欢喜，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走正道，必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至于我，改行几十年来，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也……还算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