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一

很多年前，在浙江永嘉偶遇一条胡同，蓝底的路标上，“招贤巷”三个白字十分醒目，让我想起故乡也有这么一条小巷。

当地朋友说，北宋时期，有位良家女子路遇狂生欺侮，羞愤难抑，投井身亡。孰料知县受贿包庇，罪犯逍遥法外。贤士周侃看不下去了，拍案而起，具状揭露，冤案得以昭雪。宋真宗闻听后诏令进京重用，周侃婉拒不仕。永嘉太守杨蟠甚为敬重，遂将其居住的胡同命名为“招贤坊”，后来改为了“招贤巷”。

芝罘的“招贤巷”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引起我兴趣的缘由，乃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与这段胡同有过短暂的交集。

我从蓬莱小门家公社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等待插队落户，郁郁寡欢。闲极无聊时，常到母亲单位溜达，那时母亲被打发在蓬莱大辛店公社供销社旅社上班。

麦子收完没几日，烟台市建筑公司三队到大辛店公社周边招收临时工，两位管人事的同志，住在了母亲工作的那个小旅社。他们白天到各村挑选人员，傍晚回来后，有时过了饭口，供销社饭店一收摊，就得饿肚子。母亲就用自己的煤油炉为他们煮点清汤挂面。

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场电影也看不上。有天下雨他们出不去，就跑到登记室聊天。母亲当兵出身，又去过朝鲜，是从大城市落难回来的，谈吐不俗，那位转业军人颇感亲切。

那日雨下得大也下得久，他们去不了饭店，母亲下了两小锅面条，我们四个一起吃，大家吃得热乎乎的。不知怎么话题就扯到了我，夸我一表人才，就是身子骨弱了点。我说这几年什么苦都吃了，就是没捞着好东西吃，要是吃得好，早就蹿起来了。

他们说，不行先去烟台干临时工吧！我以为开玩笑，母亲却当真了。她说，要是真能去长长见识也好，整天窝在乡下，都木讷了。

他们接着说，你放心，我们招的虽然是壮工，还是会给孩子找个合适的活儿，不会太累，起码得让他身子骨先硬梆起来。

隔了几日，我坐着公共汽车来到烟台，在汽车站雇了辆三轮车拉着行李，找到了华丰街60号的三队队部。那两位招工的叔叔很够意思，把我分在了招贤巷内的维修班，那里距华丰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

二

招贤巷不深，也就百八十米，南口为东西走向的跃进路，当然现在叫南大街；出了北口就是华丰街，东北西南走向，是条斜街。

招贤巷地名当为民国甚或更早出现的，应该有点故事，不会浪得虚名。就像广仁路与曾经的广仁堂有关，而且还能与著名的盛宣怀拉扯上一样。

开埠之后，老烟台街，也就是芝罘迅速发展，许多地名都带有时代印记，诸如慎礼街、丹桂街等，只要相对中性，一般都会得以保留。然而，1949年后，像烟台山的履信路，因为与英国首任驻烟台领事马礼逊（Morrison）名字的谐音相关，改成了历新路，虽然换了一个字的韵母，听起来还是差不多。

请教胡同里的居民，没人能说清楚巷子的来历；车间里的师傅，倒是有人说得绘声绘色，刚开始信以为真，后来方知逗趣而已。招贤巷虽在脑海里刻下了痕，然而人生忙碌，岁月很快将它抹平了。

两年多以后，我再次来到烟台，去了自行车厂，一年多后由电焊工变为了管理支票的出纳，工作日每天下午都要去西大街银行办理业务。那里离招贤巷很近，几次想去看看，不知怎么总是失之交臂。

时光流逝，我的工作历经变换，对市区的大街小巷渐渐熟悉起来，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是老烟台人了，然而还是没有重返招贤巷。有段时间，每天都要东西往返，但是觉得南大街堵车，大都选择避开。

新的世纪开始后，有一日从那里经过，突然发现，招贤巷竟然没了，瞬间就有了一种迷茫惶惑的感觉，仿佛历史出现了断层，实际上变化早就开始了。

1970年夏末，我们全家从外地返乡途经烟台时，在交通旅馆住了一宿，旁边是东方红饭店，之前和之后都叫松竹林饭庄，对面为现在的华达大厦。我们在东方红饭店吃了碗海米面，觉得家乡的人真是奢侈，面条里都有那么多海米。

那一带如今成了工商银行和振华商厦。从工商银行顺着南大街往西，上世纪90年代初矗立着一座六层高的海关大楼，它是广东街老海关与解放路新海关之间的过渡建筑，对面是亚细亚大酒店。更早的时候，那段路的西头，也就是大海阳路与南大街交会处的东北侧，邮电大楼昂起了骄傲的身姿，成为南大街第二个高层建筑，略晚于劳动大厦，也就是如今的中心大酒店。

招贤巷就这样湮没在了高楼大厦之间，以至于完全消失了身影。芝罘有故事的地方太多了，譬如奇山所城，那里有明清卫所城池的风范；百年朝阳街，片片红瓦浸染了芝罘的沧桑；烟台山的诸多领事馆，始终在温润或刺骨的海风中解读着开埠的历史。然而招贤巷太缺少名气了，哪怕略微挖掘出点掌故，说不定也会留有一席之地。

我见到的有关招贤巷的最后文字，乃是2019年6月公布的建设用地出让供应结果，其中就包括招贤巷9号，再也没有找到其他记录。或许方志中会有那么一两笔，其实都不重要了。我倾吐的只是一种情绪，一种主观的感受，当然若能就教于方家，也是幸事。

三

三队维修班在招贤巷西侧的一个院子里，与民居相邻，门脸不大，里面还算宽敞，如今是招贤巷仅存的遗迹，已经变为废品堆积点，估计也是临时性的，所剩时日不会太多。

那时没有高层建筑，也就没有大型施工设备，队里的建筑机械，诸如卷扬机、搅拌机等有了毛病，都送到招贤巷维修。我的活儿主要是在模具上把钢筋弯曲成圈梁套箍，维修时也给师傅打个下手，其实可有可无。

建筑单位工资高，每天给我一元七角二分，如果每月按二十五天计，就是四十三元。当时工资较高的铁路、港务、邮电，还有劳动技校等，二级工的平均工资也不过三十七八元。我后来工作的自行车厂，二级工仅为三十四元五角，服装公司之类的，只有三十二元。

师傅说，你的门子不小啊？到了建设单位，能分到我们这里的都得有点关系。我说那你也有点关系吧？他捣我一拳，笑道，你小子挺会顶嘴。

后来我熟悉了杜永刚先生，他是从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岗位退下来的，亦有过建筑公司的经历。他开玩笑说我们曾是一个单位的。1975年9月他从牟平插队返城后，最初就在市建筑公司安装队当水暖工兼记工员，不久成了材料会计，以后又跑了一段供销，1980年底成为公司团委书记。

1983年8月国务院批准烟台撤地设市后，烟台地区建筑工程公司要冠以“市”这个行政区划的头衔，原来的烟台市建筑工程公司自然退居为烟台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后来改制为德信建设。

杜永刚感叹道，一部建筑史，半部城市史。“二建”的历史可追溯到1956年，初为烟台市第一建筑合作社，由三十三户小业主和个体户组成，总共只有六十二人，主要从事建筑体的维修。1972年，西南河南头张家窑泥场和砖瓦窑地带要兴建体育场馆迎接全国青少年运动会，办公生活区则留给了转过年由城建局三个建筑社为主体组建的基本建设局，不久基建局拆分为建工局和建材局，其实建工局就是后来说的“二建”，除了四个施工队外，还有建筑设计院、机具厂、木材厂、预制件厂及安装队、维修队、运输队。上世纪70年代市区最高建筑服装公司“七节楼”就是它的手笔；大钟楼建设中还采用了大板提升新工艺，千斤顶顶着楼板层层抬升，蔚为壮观。

曾经的建设集团副总、恒基建设的荆建武先生对我说，建设集团1950年起家的底子是烟台木瓦社，逐步积累，直到1972年才成为烟台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地改市后，自然就是“一建”。你待过的三队属于“二建”，福山撤县设区后，福山县建筑工程公司则改称“三建”。

长期在市房管局工作、后来的华宇置业董事长郝同福先生说，“四建”是以房管系统建设力量为主形成的，1950年初创时依托“恤养院”营造厂，1974年发展为烟台市建筑工程队，1978年整合为烟台市住宅建筑工程公司，地改市期间由房管局划归市建委后，分离出了烟台市第四建筑公司，后来更名建工集团，新世纪初与“一建”重组为建设集团，2006年改制为烟建集团；另一部分则变为烟台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俗称“一开发”，芝罘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则为“二开发”。

四

我与建筑业的渊源只有招贤巷那点残存的记忆，上面那些话按理不该我来说，然而往事钩沉，也就走笔至此，不揣冒昧。

唐山大地震前，楼房差不多都是预制板搭建的砖混结构，不过会有几道现浇的圈梁。施工班组忙不过来时，我亦去过华丰街25号的砂轮厂厂房工地、文化路南面的小黄山住宅工地绑过钢筋。

我们拿着钢筋弯钩，用钢丝把螺纹钢固定在套箍上，虽然不复杂，那时房屋也没多高，然而踩在脚手架上，还是心存恐惧，当时亦无安全带，全凭自己小心。高空作业很危险，我们村有位姓祝的钢筋工，好不容易转为正式工人，就是因为没系安全带，一头栽了下去，命赴黄泉。

工友邵世功在我眼里是老师傅，不过参加工作也就一两年。有次在小黄山工地出来后，他说先别回宿舍，咱们去小蓬莱转转。我很惊奇，蓬莱之外还有小蓬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蓬莱”亦有神山之意。

我们每人喝了碗馄饨，吃了个菱形烤饼后，爬上了毓璜顶。他说烟台街有名的还是烟台山和小蓬莱，小黄山其实就是小荒山，后来觉得不好听才改为小黄山，大概是想借用屯溪黄山的美名吧！我不知真假，不敢全信，当初他还编过招贤巷的故事骗我呢！

天已擦黑，景物模糊，邵世功不停地唱歌，诸如《三套车》《山楂树》之类，他的嗓子不错。不过那些歌曲之前属于禁唱之列，我们只是小声哼哼，如今从他嘴里大声唱出来，很是惊讶！

不久我自己去了趟小蓬莱，从山巅向东北俯瞰，毓璜顶东路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下山后转了过去，看见一位工友挑着一担水，颤悠悠地拐进了条胡同，这才知道他们也要担水吃。

我们的宿舍和食堂离招贤巷不远，就在大光明电影院南侧的院子里，顺着狭窄的巷子进去后，立刻宽阔起来，全队单身职工都住在那里，多是瓦工。

最初我似乎没看得起泥瓦匠的手艺，觉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等到自己想动手时，才知道了难度。1983年，劳动技校给我分了套凤凰台一楼的房子，只有二十多平方米，我想把阳台侧面堵上派点用场，弄来了红砖、水泥和沙子，然而不到两米的高度，我却无论如何垒不起来，最后只得请人帮忙，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在招贤巷的日子是愉快的，回到山东后，我第一次在三队的食堂吃到了花菜，当然有些本地人叫菜花。那时喜欢较劲，我与他们争论，说是花一样的菜，而不是菜的花。

作家卢万成先生早年曾有在菜店工作的经历，他说：“你觉得好吃，烟台街的人兴趣不大，卖不动时，我们就动员单位食堂的司务长包圆。”我在食堂里还吃到了蛇豆，感受到了久违的滋味儿。卢万成先生的父亲其时乃蔬菜公司的业务科长，那是他从南方调运过来的。

那段时光极其短暂，我知道临时工转正几无可能，不久就回到蓬莱插队当了农民。临走时我向带我到烟台的两位叔叔辞别，他们让我代问母亲好。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