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经

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歉收，挨饿笼罩着全村老少。幸运的是，我没有经历这些。少年时代在农村虽然没挨过饿，但对于吃的记忆却永远难以释怀。白面馒头那是除了逢年过节以外，绝难见到的稀罕物，片片（玉米饼子）也是留给干农活挣工分的大人们吃的。一日三餐，除了地瓜还是地瓜。煮地瓜、烧地瓜、地瓜面、地瓜饭等，家庭主妇们尽管变着花样做各式的“地瓜糕点”，但是这东西糖分高却不耐饥，上顿吃下顿吃，吃得胃反酸水不说，还臭屁连连。

地瓜对土质的要求不高，适应性强且产量大。秋收时节，放眼望去，漫山遍野一沟一垄的都是红的、白的地瓜。再过几日，漫山遍野又都变成白花花的一片，那是刚刚加工的地瓜片在晾晒。经过野外的暴晒风干，大部分地瓜就变成了易于仓储的地瓜干。秋收季节，家家户户除了留足吃的，都会加工一些地瓜干。地瓜干可是农家一宝，既可以当粮食充饥，又可以卖些零花钱，还可以到村里的小卖部兑换油盐酱醋等日用品，以及兑换油粉、河粉（凉粉）等时令小吃，甚至可以兑换男人的最爱——龙口老白干。

家中的兄弟姊妹众多，我是“小老生儿”。儿时的我体弱多病，父亲经常带我跑诊所、医院。为了增加营养，母亲经常避开哥哥姐姐们，悄悄地用铜饭勺煎一个鸡蛋给我开小灶。虽然家家户户都养鸡，但那时的母鸡简直就是家中的“银行”，鸡蛋可以到村里的小卖部兑换油盐酱醋和零花钱。鸡蛋绝对是奢侈品，而我时常享用煎鸡蛋，引起了村里小伙伴们极大的嫉妒，曾有一个小伙伴因为想吃鸡蛋而装病，被家长识破后挨了一顿好揍……记忆中村里家家都不太够吃，经常是没等到新粮上场家中就已断炊，东家借西家兑，等到生产队分了新粮再还，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左邻右舍都说我是“吃高级饭”的。

那时黄县城东河沿有一家国营饭馆，跟大人到黄城赶大集，以能下馆子为荣。饭馆可不是你有钱就能吃的，吃饭需要粮票，没粮票你只能干瞪眼。大人往往自带片片，让大师傅给烩烩，再来一毛钱一碗的杂烩，就着烩片片喝一小盅。给孩子买一碗打卤面，或者几个火烧，或者一盘黄县肉盒之类。跟大人下一次馆子，可以在同村的小伙伴中炫耀数日。

小时候特别巴望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有好吃的。年夜饭是必须要准备的，无论如何也得吃饱喝足，即使是再不好的年头，家家也要吃上过年饺子和白面馒头，炒菜里也能见到肉片。一年之中难得吃到肉腥味的孩子们，过年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好饭”，正月里还可以到亲戚家去“吃盘”。其实，过年的白面馒头也只能吃上几天，一般到了初五六，家里就换上了掺和玉米面的“二色馒头”，剩下不多的白面馒头还要准备招待客人。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县里每年都组织各个乡镇青壮劳力，利用冬闲季节开展“战山河会战”。当时我在乡镇搞通讯报道，亲历了鸦鹊河、马蔺耩和王屋水库干渠会战。乡镇组成战山河指挥部，下设几个男女民兵连队，每村组成一两个民兵排，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统一劳动、统一食宿。劈山造地、整修河道，高强度的劳动和平日难得一见的好饭菜，人们终于能放开肚皮吃了。当时一斤面一个的大馒头，外加满满一大碗肉菜，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瓷碗，抵得上现在的一个小饭盆，如今看来够三四个人吃的饭量，当时男女民兵都能吃下。有一次吃大肉包子，某村一名壮汉一连吃了12个，惊得大伙目瞪口呆……

上个世纪70年代，粮票一直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粮票分各省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山东省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出省无效。1983年我到煤矿工作成了“吃国家粮的”，每月32斤山东粮票，月底还能剩下一些。当时煤矿的饭票具有较高的含金量，可以在煤矿周边的村庄和龙口集市上流通。买水果没带现钱，煤矿的饭票照样好使。一斤粗粮票可以换回一水桶爬虾，也可以换两只七八两重的大螃蟹。几个没结婚的小青年，经常用饭票到市场上换回海鲜，晚上凑在一起喝小酒……1987年我到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习，报到通知上明确规定要带足全国粮票，临行前只得凭介绍信到龙口粮所兑换全国粮票。

直到1993年秋，粮票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随后，那些曾为城镇居民提供生存保障的小小纸片，成为收藏市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藏品。粮票的退出，也是人们饮食结构变化的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食品市场供应丰富，人均主食消费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副食的比重却在日渐上升。

如今人们见面不再以“吃了吗”当问候语了。人们在吃饱后开始讲究起了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多吃蔬菜水果，开始注重起食品的营养性、科学性、均衡性及多样化，绿色食品和健康的饮食方式已成时尚。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粗粮，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堂而皇之地进驻酒楼饭店；过去人见人烦的地瓜成为时代新宠，七八元钱一斤的烤地瓜，少男少女们吃得津津有味。

即使这样，也还有不少人每天在为减肥控制饮食，不少家庭主妇还在为每顿吃什么、如何换口味而发愁。时移世易，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