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考

前几天,我正在厨房忙着做饭，手机铃声响起：“张老师，您好！您听出我是谁了吗？当年是您用自行车送我回家的，是您支持我阅读、写作的。”

我边听边在脑子里搜寻，电话那边的声音还在继续：“下周六，我们将在龙湖大酒店举行初中毕业40周年联谊会，我派车去接您，请您务必参加……”我终于想起了这位学生的名字——从教40年，我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也没有榜上有名的著作，有的只是一生最珍惜的师生情谊。学生热切的邀请，仿佛让我回到了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日夜夜。

1982年新学期开学之际，我怀揣一纸调令，奔赴离家10公里外的公社初级中学——一所新建的寄宿制学校，担任初二语文教师。学生大都十二三岁，第一次离开了父母，来到这个新建的寄宿学校，他们从开始的好奇、新鲜，很快变成厌倦、想家。三十几名学生挤在一个集体宿舍，上下两层，铺铺相连，夏天热、冬天冷，躺下去大半个小时也难以入睡。那时，最令老师头疼的就是学生晚上睡觉问题。当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工作热情高，干劲足，晚上维持宿舍纪律、保护学生安全的担子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白天上完课，晚自习结束，我就来到学生宿舍，引导学生们就寝，凌晨还要巡回检查。在朝朝夕夕的相处中，学生和我相处得都很好。作为语文老师，我对打电话的这位喜欢写作的学生还有点偏爱呢。

初冬的一天下午，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着，不时飘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我正在上课，突然发现这位学生无精打采，不愿开口读书，也懒得提笔写字，就走到了他跟前。“老师，上节体育课他就没去上。”班长报告。

我看这位学生脸色不对，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应该是病了。安排好学生自习，布置好作业，我带着这位学生来到学校跟前的村卫生室。一量体温，38.3摄氏度，风寒性感冒，需要尽快打退烧针。我的学生我做主，我付了药费，让医生给他打了针。

我向校长和班主任说明了情况，因为当时学校条件太差，便建议送他回家休息两天。这位学生离家六七公里，唯一轻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我骑着那辆新买的自行车，带着这位学生，弓着腰，用力蹬着脚踏。天公不作美，凛冽的西北风时而呼啸、时而低吼，雪花也变成了雪粒，夹杂着沙尘，横着飞，和被吹落的树叶一起不断地吹打在脸上。好在我正年轻，浑身上下全是力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送学生安全回家。

过河时，尚未结冰的流水潺潺，晶莹的积雪闪着光泽，是一道难得的风景。我没有闲情去欣赏这美景，停下自行车，三下五除二，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背起学生，蹚过河水。虽然只是初冬，但河水已经是透心的冷，最深处没过膝盖。河水打洗了裤子，汗水浸透了上衣，但看到背过河的学生，我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还有点惬意！

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烦人的雪花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吹在脸上好像给我降温似的。到这位学生家还有一段上坡路，自行车带着他根本骑不动。我双手紧握车把，推着往前走。载重推行并不容易，我经常被脚踏绊脚，不慎就会摔跤。当时，我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秋衣，前胸后背都被汗水湿透了，但为了尽快把学生送回家，只能咬牙继续前行。

“老师，咱们休息一会吧？翻过这段山坡路就到我家了。”学生见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的样子，用微弱的声音跟我说。

“不要动，坚持一会儿。坐稳了，一会儿就到家了！”我说着，脚步没停。风吹得更紧了，夹杂着沙哑的嘶鸣，树叶也在风的淫威下绕着我们狂飞，砂石不停地击打着我们。推啊，推啊，终于快到坡顶了！自行车越来越快，车轮与地面有节奏的嚓嚓声好像也在为我助威、加油。跑啊，跑啊，自行车在我的手下也乖巧了，老实了。终于，到了这位学生的家门口！见到学生的父母，把学生安全地交给他们，我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笑了。

时隔四十多年，如果不是这位学生提及，我几乎都忘记了当年送他回家这件事。在当年那样的岁月里，肯定有很多艰难，但如今追忆，一切却是那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