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廷 撰文/供图

几多次提笔要写一写朋友孙渤，却几多次放下。我不知道对于远离战争、岁月静好的我们，如此悲壮地写这个曾经的外交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心灵拷问。

今年春节，我与罹患“海湾战争综合征”的中国驻科威特前外交官孙渤挂通了拜年电话。

他喘得特别厉害，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说，他现在正在南方疗养，近期又被病毒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他的眼睛经常模糊不清，颇有来日无多的伤感。

3月7日他来电话，说他又阳了，本来准备那些天回老家烟台，看样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忧伤之情溢于言表。

在海湾战争中，他参加了中国大使馆组织的举世闻名的侨民大撤退，后又在埃塞俄比亚我国使馆暂居时接受国内指示，在海湾战争的硝烟中重返科威特，实地了解战时状况，为重建被损毁的中国大使馆打前站。

他怀揣遗书，穿梭于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他甚至被入侵者军官用手枪顶着头，随时有被一枪爆头的危险。

然而，他的梦魇远不止这些。打那以后，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他的身心开始备受煎熬。

火车奇遇始结缘

1995年岁末，我乘火车去国家教委参加一个小组会议。火车在晚间10时22分由烟台站始发，我睡在卧铺下床。凌晨3点，我猛然听到很大的声响，因为上铺的那位乘客突然跌落下来，先摔到床边小桌上，然后滚压在我的身上。

朦朦胧胧之中，我起身问他怎么了，摔坏了没有?

他也如梦初醒。我怀疑他是不是梦游了。他说不是梦游，自从经历海湾战争以来，得了一种病，神经兮兮的，有时会出现恍恍惚惚的意识。

一说起海湾战争，我们就来了话题。原来，他是从科威特回来的，是我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外交随员。

我也在科威特工作过两年多。他叫孙渤，他说他曾经在科威特听徐翻译提起过在烟台师范学院工作的我，因为徐是我的学生。孙渤也是烟台人，我们竟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不期而遇。

他是去北京送稿子的，从包里取出一叠稿子给我看，稿中记述了在海湾战火中的经历。在卧铺走廊微弱的灯光下，我发现这个刚从北京调到烟台大学教书的前外交官不仅文笔了得，经历也非同凡响。

当他知道我就是那个徐翻译的老师，似曾相识，更加热络起来，两人相谈甚欢。谈起战火，我也把在科威特看到过导弹爆炸后的情景说给他听。

我在科威特石油城工作时，曾经有两发导弹在我的工作地点周围爆炸，远的一发在离我办公室一公里的艾赫莫迪港口的待装油轮上，近的那发离办公室只有四百米，把那里的石油管道炸了个稀巴烂。而我曾经看到过的蘑菇云遮住了东面的半边天，当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原子弹。

我与孙渤就这样坐在下铺，一直谈到凌晨火车到达北京。开始怕说话影响别的乘客凌晨休息，我要到他的上铺去，也让孙渤在我的下铺休息一下，但周围的乘客都说，他们已经醒了，很喜欢听一听那些个国外战事。

这是我与孙渤的初识。

他揣着遗书穿梭于战火

个把月后的1996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孙渤图文并茂的《五年前海湾燃起战火》，除了增加了几张照片，大部分内容还是我在火车上看到过的，不过题目有所更改。文中以他自己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的亲身经历，诉说着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1990年8月2日凌晨，隆隆炮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伊拉克大兵蜂拥而至，把科威特搅得天昏地暗。战争一打起来，26岁的孙渤等人冒险穿过战区到外围尚未关门的商店抢购到大量的矿泉水和食品等。这种应变措施很起作用，使得涌进使馆的华侨以及部分台湾同胞至少没有饿瘪肚子，且有效地组织了五千多名中国同胞的“科威特大撤离”。我们烟台有一些建筑劳务人员从巴格达乘机撤离时，全身家当只是身穿的短裤和背心。

接到上级的指示，孙渤等人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同胞去巴格达乘机返回祖国，又从硝烟中转移到埃塞俄比亚中国大使馆待命。几个月后的1991年初，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了对伊拉克军队的狂轰滥炸，孙渤同其他五位外交官临危受命，重新返回科威特，了解战争实情，调查使馆被炸损情况，为重建大使馆打前站。

当时海湾战争尽管已近尾声，但随时会出现不测。孙渤写好了遗嘱，揣在衣兜内，毅然决然地奔赴仍然战火纷飞的科威特。

在那场战火中，有一次，孙渤被入侵者军官用手枪顶住了头，如果孙渤表现得不冷静，随时会有被爆头的危险。待对方弄清楚他是中国外交官，方才将他放行。当开车驶离时，孙渤听到了子弹擦过耳边的两声枪响。

孙渤拍下来的有他在战场周围看到的硝烟弥漫的情景和双方人员的照片，硝烟中，地上还有被丢弃的枪械和散落的子弹。

更让孙渤想不到的，正是那滚滚的贫铀弹烽烟，使劫后余生的他再度深陷万劫不复之境。

据报道，当时美英等多国部队的70万军人中，有16万人得了怪病。这种怪病被称为“海湾战争综合征”，其主要症状有精神压抑、疲劳、头痛、失眠、腹泻、记忆力衰退、注意力分散、肌肉和关节疼痛、呼吸障碍等。最初，美国并不承认这个病是因为海湾战争带来的，直到战争结束10年后，美国防部才首次正式承认，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确实患有“海湾战争综合征”。

孙渤的症状，除了类似美国大兵的那些，还表现为神经敏感、免疫力几近丧失。他被我国官方确认为中国第一例海湾战争综合征患者，并被定为一等公残。

医学检测表明，由于孙渤遭受到贫铀弹核辐射，染色体严重变异，身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等方面均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受辐射影响，他已不能生育。

孙渤是烟台大学的副教授，曾经应邀去华东、华北和东北一些大学巡回作“珍爱和平，反对战争，强我中华”的报告，以己之痛告诫国人“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央视和省电视台也曾闪现过他受访的身影。只是到后来，他喷血在课堂上，从此告别了心仪的讲台。

外交官的孤独与寂寞

外交官工作乍看起来高雅得很，却并非都是人们遐想的那么光鲜亮丽。

2004年，在布达佩斯，我曾经听到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外交官谈论起外交生涯，他特别讲述了我国驻基里巴斯外交代表吴钟华的孤独寂寞事。后来，我听孙渤讲过《外交官》一书中也有他的文章。

最近，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荐送给了我一本《外交官》的书，里面就有吴钟华的一篇文章。

2000年，吴钟华奉命到几近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建立中国大使馆。那里极其贫穷落后，他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原始部落的洪荒年代。开始他住茅草屋，喝雨积水，吃野菜树叶，晚上用蜡烛照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所谓的大使馆内，只有一条朋友送的狗与他做伴，门旁放着一根木棍借以防身，因为他曾经遭到小偷的滋扰。

开馆仪式，中方只有他一个人忙前忙后。自从竖起了旗杆，每天太阳升起，他要自己唱着国歌升国旗，日落时再唱着国歌降国旗，日间则忙于外交活动。

面对台湾当局“金钱外交”的占位争夺，吴钟华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尽管是中国最孤独最寂寞的外交官，过着“一人一馆”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甚至还经历过罹患疾病昏倒的生死考验。他历尽艰辛，建立起崭新的中国大使馆，品尝了人世间的苦辣酸甜，因为在他的肩上，扛起的是祖国！

而孙渤这个外交官就不能仅仅用寂寞来形容了，比起寂寞，他付出得更多。

命运多舛的孙渤

上世纪90年代末叶，我看到《中国青年报》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一个前外交官的乞丐生活》，写的就是孙渤。我把文章中描写的情形向爱人讲述了一番，她说，尽管没有见过孙渤，但你们都在科威特工作过，又在火车上巧遇，这算缘分，我们应该帮他。

我们夫妇用几个月的工资储蓄，买了500克冬虫夏草，到烟台大学去看望他。

孙渤20多年前在烟台大学分得了两居室的楼房。敲开了他家的门，方知如何才算家徒四壁。按说，我们都到国外工作过，家里的各种免税家电应该是很多的，但我们发现，他家里除了有一对旧沙发，再也没有别的值钱物件。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忧伤：“在我到处求医问药最落魄的时候，你们能来看望我，我很感动。说实话，为了治病，增强免疫力的营养品吃了不少，可我从没舍得买冬虫夏草，太贵了……”

他说，对于社会上的救助他一直是婉言谢绝的。科威特驻华大使携夫人来探望他，看到他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掉下了眼泪，两人纷纷掏出了自己衣兜里的钱要接济他，但他坚辞不受，说：“科威特也是受害国，战争不是你们发动的，贫铀弹也不是你们造成的，我怎么可能接受你们的钱呢？”

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旋即给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呼吁救助他，而且向他所在的学校领导及工会主席直陈他的病况，要求给以特殊关护。后来的事实表明，国家没有放弃不管，烟台大学的领导也尽全力救助他。

他得到过两项科威特王国的荣誉表彰，还曾被请到科威特参加颁奖。他也在朋友们的建议下去美国防部的五角大楼讨要说法，结果空手而归。美国连16万大兵的海湾战争综合征问题都难以应对，怎么会在乎一个中国人？

我曾经问过孙渤，当年在遗嘱里写了些什么。他说，写得很简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外交官孙渤，如果我死于非命，请将我的遗嘱交给我的国家并转给我的亲人，我要告诉他们，我是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的，谢谢你们。”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孙渤无疑是颇具家国情怀的人。然而，他的小家却令人难以思量，“上难以孝父母，下不能育儿女，到头来孑然一身”。近年来，他屡遭疫情侵扰，我真担心他的病情会再度恶化。近几天我一直打电话、去短信和微信联系他，就是没有回音。我的一位也在科威特工作过的朋友刘杰告诉我，据说他又进医院治疗了，不能对外联系，我只能隔空为他祈福了。

孙渤说过这样的话——“苍茫大地，小小寰球，自诩为智慧的人类何时能打破武力冲突的编程？作为最终受害者的广大民众需要智慧、勇气和热情。和平自由无疆界，既然拳王阿里、铁腕拉宾是和平斗士，对战争有切肤之痛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举起反战大旗呢？！”他还说过，“我愿将遗体捐献给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让专家对我身体里有用的信息做现代化战争后遗症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