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富/口述 刘甲凡/整理

我父亲去世好多年了，他活着的时候，每逢年关，无一例外，都要寻个话茬对孩子们念叨念叨姜洪保县长来我家那件事。

我父亲叫林洪璞，是我们村唯一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他在部队里前后参加大小战斗26次，多次荣立战功，获得的军功章有十几枚。1954年，他复员还乡，之后就一直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由于小时候家里穷，他没上过一天学，一个大字不识，在村里也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

1960年秋天，我们村的大食堂停办了，每个人只分得了50斤地瓜，再没有一丁点其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三年自然灾害”中最艰难的阶段开始了。

到了腊月廿三，这本是传统中的小年（祭灶日），是筹备年货的日子，可我们家不但没有多少吃的下锅，而且母亲手里一分钱也没有。看着我们姐弟四人面黄肌瘦、可怜巴巴的样子，父亲和母亲都落泪了。他们两个嘀咕了一阵子，母亲把衣柜打开了，从抽屉最里边拿出一个布包，“哗啦啦”一下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炕上，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十几枚父亲从部队带回来的奖章。

这些奖章我们都熟悉，父亲曾逐个为我们讲过其来历，其中说得最多的是那枚“渡江胜利纪念章”。父亲说，他当时在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1949年4月20日拂晓，部队在安徽芜湖开始渡江。他们乘坐的小木船刚到江心，就被一排炮弹掀翻了，船上的19个人全部落入水中。在冰冷的江水中，父亲拼尽全力往对岸游。就在精疲力尽的危急关头，从上游漂过来一块破碎的船板，他拼命向前游抓住了这块船板，才保住了性命。等他游到了长江对岸找到部队时，同班的战友有五六个都不见了。

父亲找来一方小手帕平放在炕上，把那些军功章一枚一枚仔细地放上去，又结结实实地系成一个小包，装进了大棉袄贴身的布兜里，用手使劲地捂一捂，拉开门走了出去。

我们问母亲，父亲这是要去干什么？这一问，母亲的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她哽咽着告诉我们，过年了要买一点东西，可是家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卖钱。据说父亲这些奖章含金量很高，到银行看看能不能换回一点钱，也好把这个年对付过去。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奖章都是父亲冒着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用命换来的，平时他从来不让我们随便碰，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能走这一步的。

我们都眼巴巴地盼着父亲早点回家，能买回点东西让我们填饱“咕咕”叫的肚子。过了晌午，父亲空着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了。他告诉母亲，银行的工作人员看他拿着这么多奖章来卖，都惊呆了，连忙把行长叫了出来。行长把我父亲带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他要卖奖章的原因。行长听后深表同情，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地址，表示要把此事汇报给上级，但奖章他们绝对不能收购。最后，行长自掏饭票，到伙房打了点饭让我父亲吃了，就让他回来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还都蜷缩在被窝里躺着，外面突然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父亲急忙披着衣服去开门。门一打开，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浑身上下落满了雪花，嘴里哈出的气把眉毛都冻成了一道细细的冰凌。没等我父亲开口，来人就自我介绍说他叫姜洪保，是牟平县政府的负责人。昨天听了银行负责人的汇报，县政府责成他登门探望一下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兵。

进屋后，他看到了我家的贫困境况，握着我父亲的手，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最后，他告诉我父亲，因为这次全国受灾的范围太大，国家实在拿不出太多的钱物进行救济。不过，牟平县政府正在积极想办法，采取相应措施让大家渡过难关。

临走前，姜洪保从衣兜里掏出20元钱放在我父亲手里，说这是他自己的工资，算是一点心意吧。我父亲一听是他个人的工资，说什么也不收。两个人一直推让到大门口，姜洪保把那20元钱扔进大门里，一转身骑上自行车就走了。父亲用颤抖的手捡起钱，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当天早饭后，父亲到村支书那里打听后才得知，这个叫姜洪保的人是牟平县委副书记兼县长。他是乳山人，1939年就参加了革命，是出了名的亲民好干部。冯德英写小说《苦菜花》时，好多材料都是他亲自提供的。

到了腊月廿八，牟平县政府优抚革命军人的春节物资就发了下来。父亲兴高采烈，嘴里一个劲地念叨，政府没忘记我们，姜县长真是咱老百姓的好干部。

1961年一开春，政府调整了农村政策，部分土地下放、包产到户，每户庄稼人都分得了一块属于自家的土地，大伙儿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再加上这一年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大丰收，老百姓一下子都吃饱饭了。

到了“霜降”的前几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忙着往家里搬地瓜、晒地瓜干，谁也没有想到，姜县长和城关公社的两名干部又来到我家，说是来看看老百姓的收成怎么样。我父亲指着屋里屋外成堆的地瓜，告诉姜县长，村里家家户户的粮食都有富余。姜县长高兴地说：“我这个当县长的总算可以把悬着的心放到肚子里了。”

说话间到了1966年，姜洪保县长被安排到高陵公社一个村子接受劳动改造。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难受得好几天吃不下、睡不好。胶东老农民的感情是最纯真、最善良、最朴实的，我父亲思考再三，就带了一点炒花生和熟地瓜干，走了30多里的山路去探望落难中的姜县长。

那个村的人听说居然有人前来探望“走资派”，就把我父亲带到“革命委员会”审查。没想到，我父亲这个平时老实巴交的老农民，这天还真是多了个心眼，临走时把那一包奖章揣在怀里。在他们村办公室，父亲把奖章掏出来放在桌子上，原原本本地对他们讲了自己和姜县长之间那段特殊交情。他们听后，立马改变了态度，让我父亲见到了住在生产队饲养院的姜县长。两人一见面，一句话没说，两双粗糙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到了分手的时候，姜县长摘下自己佩戴的“为人民服务”条形章，亲手戴在我父亲的胸口上。

过了些日子，父亲高兴地告诉我们，姜县长“站起来了”，被安排到威海市担任市委常委兼生产部的负责人。打那时开始，我父亲再没见到姜县长。可每逢年关，父亲总要找个话茬说道说道这件事。说的年头多了，孩子们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每次都会用这样一句话做结束语——姜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是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