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死迎风站

——怀念我的父亲

2023年12月06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解放上海后父亲〈中)与战友合影 一九五三年的父亲

支久懿

《烟台晚报》上刊发了我怀念母亲的文章后,熟悉的部队和地方亲友们纷纷奔走相告,连远在北京的老首长和老部下们都来索要报纸。大家都建言:你那“冻死迎风站”的老父亲也应该好好写写啊!

其实我很怀念父亲,这和我幼时发狠不沾他一点儿光一样深刻。

2019年中秋父亲病危,我从北京匆匆赶回烟台干休所的家里。走进家门,我看见父亲平淡地坐在椅子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用命令式的口吻对我说道:“等我咽了气儿,你把我烧了后再回北京!”我一脸惊愕,父亲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死让我肃然起敬。我现在常想父亲的离去是驾鹤西游了,他走得那么从容,彰显了他军人的气节、硬汉的形象。

投身革命 九死一生

父亲1929年出生在沂蒙山区的一户地主家庭。父亲有一个大的家族,是当地大户人家,有良田千顷。家族的前辈们在接受现代教育之后,为中华民族之存亡,他们接受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家族的前辈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不管是在敌人的监狱里、刑场上,还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们不为官不图钱,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斗,前仆后继。

父亲在家族长辈的影响下,儿童时期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那时常牵着一头驴,驮着参加过长征的女八路军王兴同志,晚出早归去各村宣传抗日发展党组织。后来县里组织少年抗日儿童团,父亲被推荐为副团长。他组织儿童团员们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信,积极地投入抗日的烽火之中,正如父亲晚年诗词里所写的“八路教我唱大刀”。父亲离休后,原部队重新审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认定他为1941年参加革命。父亲拒绝了。他只认定1945年参军是他参加革命的时间,这体现了他光明磊落的性格。

1945年春,父亲瞒着家里参军入伍,那年他还不到十六岁。参军后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父亲作战英勇,不怕流血牺牲,先后四次负伤。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陪父亲在干休所大澡堂洗澡,干休所的一位老干部指着父亲身上的伤疤说:“一看你身上的伤疤就知道子弹是从前面打进去的,你这是在向前冲锋时负的伤,好样的。”

1948年淮海战役,父亲身负重伤,担架队把他从战场上抬了下来。走到一个村庄停下来休息,担架放在一户农家的门前。这时父亲醒了过来,看见一个小男孩蹲在担架前,听到小男孩的母亲喊孩子的乳名。父亲忽然想起自己有一个远嫁他乡的姑姑,孩子也叫这个乳名。父亲就试着喊了一声小男孩的乳名。小男孩马上起身就往家里跑,边跑边喊:“娘,门外一个负伤的八路喊我的小名!”孩子的母亲像触了电似地跑了出来,父亲一看果真是自己的亲姑姑!姑姑喊着父亲的小名,顾不上满身是血,抱着父亲就大哭起来。父亲叫了声“姑”便说“我饿”。父亲的姑姑听到后,立刻站起身来哭着说:“你等着,姑给你做饭去。”当这碗荷包蛋面条做好从家里端出来时,担架队忽然接到紧急命令要马上转移。担架队抬起父亲就走,结果这碗鸡蛋面父亲也没吃上。担架队走了一段路,父亲看见姑姑抱着一床被子疯了似地跑了过来,哭着把被子盖在他的身上……自此一别,父亲一生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姑姑。

父亲这一次负伤是他第四次负伤,也是最凶险的一次,炮弹壳蹦进了他的骨盆里。因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手术,父亲发高烧常常昏迷,人瘦得皮包骨头。大家以为他死了,要把他抬出去埋了。在抬他时,炮弹壳从他屁股的皮肤上露了出来。野战医院院长看他还有口气,便拿起手术刀朝着露出炮弹壳的伤口动了刀,脓血喷溅了院长一身,父亲当场昏了过去。

这一刀救了父亲一命。后来,野战医院特批了他四只老母鸡。到了晚年,父亲还经常津津有味地和我们回忆,他如何与战友一起享用那几只老母鸡的美味。

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父亲因寒冷饥饿得了夜盲症,冻掉了他的十个脚趾甲盖,行军时常向前摔跟头。抗美援朝后期,美国人发动细菌战,父亲感染伤寒,高烧40摄氏度不退。在把他运回国内时,医生摘掉了戴在他头上40多天没有摘过的帽子,一头乌发随着帽子一起脱落了。父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九死一生,能够活下来,是他的万幸。

父亲19岁就担任连指导员。他回忆,在那漫天大雪的雪地里,他一声口令就整整齐齐站着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那时让父亲感到特别地自豪,可一场仗打下来就剩了十几个人。我曾经多次要父亲讲述他在战场上的英勇故事,但他常常念叨的,是他身边三个通讯员的牺牲……

父亲一生难忘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半年里就牺牲了身边三位通讯员,最大的不到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六岁。跟着他时间最短的通讯员只有三天,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通讯员当场被炸飞。父亲负了重伤,因战事紧张连这位通讯员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只知道他是淄博人。年纪最大也是跟父亲时间较长的通讯员还救过他。一次部队夜行军,在公路上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双方打了起来。由于天黑战场混乱分不清敌我,父亲跑到公路上观察情况,看到一个军官骑着马站在公路上,父亲以为是他的营长,便跑了过去想问明情况。当他从马后转到马前,这才看清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国民党军官一把抓住父亲的后衣领使他无法挣脱,关键时刻这位通讯员冲了上去,一枪托把那国民党军官砸下马救了父亲。在一次城市巷战中,父亲带着连队隐蔽通过一个十字路口,当走到房角要左转弯时,这位通讯员一把拉住父亲,端着枪走在了父亲的前面。刚一拐弯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中他的上身,他这是替父亲挡了这一梭子子弹。当父亲把他从地上抱起来,他挣扎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父亲让他保管的半包香烟,颤抖着递给父亲就牺牲了,父亲抱着他嚎啕大哭。那位年纪最小的通讯员非常调皮,常在阵地前沿蹦蹦跳跳,父亲多次命令他注意隐蔽。一次战斗中父亲让他去送个信,在翻越战壕时敌人一发子弹打过来他就牺牲了。

这三个小通讯员的牺牲是父亲一生的心痛,难以忘怀,父亲到了晚年还常常回忆起他们。这些解放军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复兴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与祖国山河同在,永垂不朽。

战争年代是父亲激情燃烧的岁月,当年革命军队里的火热生活,使他热烈而耿直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这是父亲人生中最为精彩的年华。

教育子女 严厉近苛

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男人的方式,他认为孩子不能娇生惯养。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外地忙工作,一年难得见到他一面。有一次,我腿肚子上长了个脓疖子,父亲带我去部队卫生所,医生说要动刀子,父亲只对我下了命令“勇敢点”。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医生在我的腿肚上剜了两刀。我十岁时父亲让我一个人坐火车去莱阳部队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手术住院也没人陪我。一周后父亲接我出院,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说了声“挺勇敢的”。为了奖励我要带我去打靶,先找了个半自动步枪训练了我两天,我第一次打靶两个8环一个7环得到一片赞扬,自此以后我的枪就打得挺准。当兵时新兵连训练结束打靶,我用半自动步枪卧姿射击,3发子弹,两个10环一个9环,惊动了新兵营的干部。1979年,我带一个尖子班参加福州军区高炮部队军事大比武,由我兼任主要枪手,带领全班命中飞机拖靶,首创福州军区高炮靶场高射机枪单枪命中飞机拖靶的纪录,全班荣获集体二等功。

我刚上初中时去父亲那儿度暑假,看到他的办公室书柜里存放着许多国内外军事方面的书籍。我先是对外国军事装备感兴趣,后来开始阅读书柜里二次大战史的一些传记,从美国人写的《第三帝国兴亡》到苏联元帅朱可夫的传记《回忆与思考》《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等书籍,我那时看这些书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父亲支持我看书,但对我有一个要求“只能在家看,不能拿到外面去”。这些书给了我启蒙的知识储备,甚至影响了我一生。

父亲常教育我“你的一生要靠你自己努力,不能靠我”。我高中毕业,在让我姐姐上山下乡之后,父亲又动员我下乡,说是要我到农村去锻炼。1978年我入伍参军,经过带兵干部查档案和面试,在烟台这批新兵中特招了两名军里的通信机要员,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知道后不同意我在军机关里当兵,非要我下野战连队。我说人家是因为我优秀才安排我的,不是因为你。父亲却说,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我?跟你说,你和你姐姐都不能因为我搞一点儿特殊!我当时就愤愤地想:我一辈子要凭我自己的本事,不沾你老头儿一点光!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师是总参预备队,要用在关键战场上,部队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训练。这时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信中告诉父亲,假如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他安慰好母亲。父亲在回信中严肃地写道:“你的父辈是提着脑袋打出来的,你也要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走上战场,家里的事你不要管……”其实说父亲不担心是假的,那些天他天天跑作战室看我们部队调动情况的战报。

追思父亲,他的故事像电影般历历在目,潸然泪下的我更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生坦坦荡荡、刚正不阿、一身正气。

父亲有句名言: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他一生的性格和品质践行了这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