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彰

1971年仲夏，我所在的连里举行了一次特别支委会。

说特别，是因为会是专门为排长杨海成和我召开的。说白了，就是一次“挨呲”的会。会由党支部书记牛会吉主持。牛是一介书生，鼻梁上架一副眼镜，人长得细细瘦瘦的，嘴有点地包天。他原是洛阳步兵学校的政治教员，因“文革”学校停止上课，他便主动要求下基层部队，被分配到我连担任指导员。

先说一下排长老杨“挨呲”的原由：有战士反映，他搞特殊。吃饭时，他时不时自己或打发别人去炊事班拿大葱。

说老杨拿大葱，确有此事，我也亲眼所见。老杨是临沂人，临沂人爱吃煎饼卷大葱是不争的事实。他看见大葱，像猫见了腥似的，即使不夜不晌也不到饭点，他也会毫不犹豫拿过一根，麻利地把葱皮一剥，裸露出细嫩多汁的葱白，再把葱头上的死叶黄叶胡乱揪吧揪吧，放进嘴里，咔嚓咔嚓就吃下去，根本不嫌辣不嫌脏。我们部队在临沂城驻防时，有一天，乡下老家来了他的几个发小，什么肴也没有，只靠几棵大葱，就喝光了一瓶老白干。

发言时，老杨承认了自己拿葱的事实。又说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前几日，他的一个要好的中学同学到军营找他，他因种种原因，没去机关小灶自己掏钱请同学，而是让炊事班小张利用空闲时间替他做了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老杨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让他搞军事训练没得说，如同武松打虎里所讲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那是挟风带雨。可让他说话，那真是逼鸭子上架，说得是结结巴巴，根本不成套。他请同学吃饭的事情大家本不知道，现在他自己抖搂出来了，从中可看出他态度之诚恳、改正错误之决心。

和老杨的拿大葱相比，我的故事简直可以算是一个漂亮的文学脚本：我与老杨一样，都是两个月之前下的干部任命。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被提拔。我1968年入伍，从列兵干起，入团，入党，思想要求进步，工作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样样走在前。提干不但是对我当兵三年以来工作的肯定，重要的是从战士到干部的身份转变。这事带给我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我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父母。独生儿子有了出息，父母比我还高兴。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在熟人中广而告之，并邀请一众亲朋好友来我家，父亲亲自掌勺，以示庆贺。

那时候，也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最火的时候，父母认为儿子当了干部，应该有块手表才对。于是，两位节俭了一辈子的老人又做了平生最奢侈的决定：为我买一块手表。手表是当时市面上的紧俏货，分国产和进口两种，当时最有名的国产手表是上海出的，120元一块。外国的以瑞士表为主。买手表需要票证，而买进口的还需要外汇券。父母想，买就要买块好的。他们托人操持了外汇券，当时的海员俱乐部位于海港路与北马路十字路口的西南侧，那儿有一个不大的外汇商店，卖两种牌子的手表，分别为欧米伽和英纳格，欧米伽185元一块，英纳格225元。父母为我买了块英纳格手表。另外，还为我买了一双上海产的正宗牛皮三接头皮鞋，那是当时最时尚的皮鞋之一。后来我才知道，父母为我置办的这两个物件，几乎花光了当时家中所有的积蓄。大姐趁出差的机会，把东西捎给了我。

按当时野战部队的规定，干部可以戴手表，战士不允许。我是刚刚走上干部岗位，急三火四地戴上手表，而且是价格不菲的外国货，多少有贪图虚荣之嫌。但买也买来了，不戴又不甘心，心里发痒。我不敢戴在手腕上，而是撸到小胳膊上，并刻意用衣袖遮住。我一般不在外人面前看时间。周围无人时，才急忙撸起衣袖看一看。尽管我小心谨慎，但还是被发现了，传到连队领导耳朵里。

牛指导虽然来到我连时间不长，但他对人的心理颇有研究，心也很细。他认为拿大葱、戴手表虽然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反映人的心理变化，要认真对待。特别对于新干部，要让他们知道分寸，看见自己脖子后那些看不见的灰，这样才能保护他们，有利于他们今后的成长。因此，他主动提出召开这次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的支委会。

会上，支部委员纷纷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总的意思是，既然大家有反映，就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实际行动和努力工作，挽回在群众中的负面影响。最后是牛指导员发言，他从理论上分析了特权思想、享乐主义对工作和个人成长带来的危害。他说有问题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与问题作斗争的勇气。很多事情都是从小事积累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小处着眼，防微杜渐，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经得住各种诱惑，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守住底线。牛指导不愧是政治教员，说起话来有理有据，春风化雨，我们听来也心悦诚服。三年后，洛阳步兵学校恢复教学，他被调了回去，后来成了一名教授。

后来，我与老杨转业至地方工作。那次特别支委会，对我们的人生一直有着重要的指导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