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慧丽

日前，黄渤海新区第8期八角湾读书会邀请知名作家、学者房伟作为主讲嘉宾，以“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迷思”为主题，探讨了历史与文学、如何看待历史和进行历史小说创作以及文化输出等话题。

房伟，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著有《王小波传》；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血色莫扎特》《石头城》；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杭州鲁迅先生》《小陶然》等。对于“历史”与“文学”，他开讲伊始便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加以阐释：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文学是可能发生的事。他认为：“历史考究的是真实，文学体现的是虚构，但二者都服务于人类探索自我和世界关系的好奇心。” “好的历史小说，虚构与真实，应是其展开的‘两翼’。”

然而，在实践之中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兴盛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便是例证。对于新历史主义，历史学家詹姆逊这样描述：“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但在这个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简化了历史，“从而丧失了历史理性，丧失了历史抽象反思的可能性，也丧失了历史与当代的‘间距’”。

新历史主义小说也呈现出过分夸大虚构能力、价值颠覆、历史虚无主义等弊病。房伟兼具学者与写作者的双重身份，他自觉投身到理论反思与创作实践的双重领域中，其创作具有反拨历史虚无主义与重建历史理性的强烈倾向。同时，房伟强调了文学的魅力所在——文学没有绝对的答案，它更多地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可能性。

谈论历史小说创作，必然涉及主体性以及小说内部逻辑等问题。房伟以当下荧屏出现的“抗战神剧”为反例，认为历史小说创作应保持历史理性与主体创造意识，这一方面要求作家正视历史、正确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保证小说内在的逻辑完整性。房伟以《中国野人》的创作经历为参考，从刘连仁被掳的行进路线谈到在北海道的生存问题，从极致的孤独体验谈到他回国后的日常生活，小说在大量细节的虚构中仍保持了对历史几乎真实的言说，这与其小说内部逻辑的真实设定不无关系。房伟说：“历史小说创作考验的是一个作家的学识、对历史的认知和哲学观点在文学中的应用。”

房伟进而论及文化自信与文化输出，认为当下中国玄幻文学在国外的爆火以及纯文学所遭受的冷遇，恰恰显示出当下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对文学造成的伤害。对于如何以历史小说为突破口实现文化输出，房伟以《征服天国》《洪水》《狼灾记》《杭州鲁迅先生》四个文本为例，总结出三个创作要点，即表达人类共通的情感、展现本民族的文化魅力和熟知异域文化。在井上靖的《洪水》中，将军两次面对洪水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引人思考，洪水在此象征道德对人性的考验，最终爱情被时间打败，时间又败给了权力。房伟认为小说展现的是爱情、友谊、权力的博弈，它沟通了对于人类精神处境的思考，所以是中国的、是日本的，也是全世界的。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其特质之一便是展现或者探讨了人类共通情感层面的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瑰宝，如《阿Q正传》《百年孤独》《老人与海》《蛙》等，莫不如此。

英国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就是过去和现在永不间断的心灵的对话。”房伟认为，好的历史文学能够保留历史鲜活的记忆的肉身，即文学能保留鲜活的历史，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生情境中去交流。从而在这种接近历史的过程中，能更加放松地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关系。他呼吁更多本土作家从本民族文化与历史根底出发，写出中国故事，同时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有所反省，站在全人类和本民族的双重视角之上思考问题。这对中国作家来说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需要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此付出极大的热情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