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华先

对于中国人来说，竹子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植物了，人们已经把它人格化，使其具有高雅、纯洁、虚心、有节、刚直等精神文化的象征。

正因为如此，人们创作了大量与竹子有关的诗文，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郑板桥曾经写过这样的对联：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两面枝。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有人曾经写过一首另类的讽刺竹子的诗，与那些歌颂、赞美竹子的诗大唱反调：“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根细善钻穴，腰柔惯鞠躬。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文人多爱此，想来声气同！”而且在这首诗中，公开把寓意点明——文人多爱此，想来声气同。

不仅如此，诗圣杜甫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在1959年被陈毅元帅书写为联：“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随后又作跋写下了：“此杜诗佳句，最富现实意义，余以千古诗人，诗人千古赞之。”

杜甫为何会这样描写？陈毅又为何会选择这两句诗为联？为什么会说最富现实意义？

杜甫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表面上看，诗人对自己移栽的松树倾注了喜爱之情，恨不得它们迅速长成千尺高树，而对那些随处乱生、妨碍新松生长的恶竹，诗人认为纵有万竿也要斩除。实际上诗人是别有寓意的，其中蕴含着诗人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思考。诗人适逢乱世，深感国之干才难为社会所用，而各种宵小竞相登场，怎能不感慨万分？故清人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兼寓扶善疾恶意。”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亦称：“言外有扶君子、抑小人意。”

其二，在杜甫的诗里，他为何要用“竹子”来比喻小人？竹子的形象不是一直很正面吗？在我们的印象中，竹子代表着虚心、气节、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过，这样的地位是逐渐形成的，竹子与松树、梅花被并称为“岁寒三友”，始于宋代的林景熙，到了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从此，梅、兰、竹、菊才被称为“四君子”，其文化形象才定格在了“君子”之上。在杜甫的那个时代，竹子的文化形象还没有那么固定，所以在使用上还是有很大灵活性的。

即便是在明代，竹子尽管已经位列“四君子”，但仍然有人以竹子为象征来针砭时事。

其中一副对联，因毛泽东的引用而广为人知。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引用了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以此批评那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人。这副对联出自明代著名学者解缙。

解缙的这副对联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创作的。解缙自幼聪明好学，且生性刚直。告老还乡的李尚书不相信解缙的才学，一次他宴请几个权臣显贵，同时派人叫解缙前来应对，有意当众奚落他一番。

解缙来到李府，只见大门紧闭。家人说主人吩咐要他从小门进入，解缙不肯，李尚书出对：“小子无才嫌地狭。”解缙答：“大鹏展翅恨天低。”尚书闻言大吃一惊，忙命人打开中门相迎。

刚入席，一权贵知道解缙母亲在家做豆腐、父亲挑着上街叫卖，便让他以自己父母的职业为题做对联。解缙听了，明知是奚落自己，却不慌不忙地吟道：“户挑日月上街卖，手把乾坤日夜磨。”另一显贵见解缙身穿绿袄，便出一上联讥讽他：“井里蛤蟆穿绿袄。”解缙见那人身穿红袄，说出下联：“锅中螃蟹着红袍。”那显贵听后暗想：这小子好厉害，我把他比作活蛤蟆，他却把我比作死螃蟹，但又无法发泄，只好自认倒霉。

酒过三巡，尚书欲压服解缙，用手往天上一指，自鸣得意地说：“天作棋盘星作子，谁人敢下？”解缙听罢，用脚在地上一顿，说：“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能弹！”口气比他还高。尚书奈何不得，啼笑皆非。

这时，解缙举杯祝酒说：“难得今日群才雅集，我愿题赠一联助兴。”解缙挥毫舞墨，然后掷笔大笑而去。众人走过来一看，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这是一副借物寓讽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尽管竹子的形象曾经也很另类，但今天我们再仔细读一读这些另类的写竹子的诗句与对联，一方面会对我们有警醒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白，这都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有其特定的指向，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竹子在我们心中的美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