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璞

我1933年出生，从小家境贫寒，经历过战乱和自然灾害年代，生活的艰难、求学的艰辛、工作的辛苦，每每回忆起来都历历在目，半生辛苦，到了晚年才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回首前半生的艰苦岁月，于苦难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经历是一代人的缩影，值得后代人从中汲取营养。

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家里有三亩地、三间半土坯墙的茅草屋。家中祖母、母亲和我三口人衣食住行的所有花销，全靠这三亩地的收入。没有牲口、没有大型农具，粪水又跟不上，农作物产量很低。虽然父亲、叔父在东北，但是给人打工收入很低。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但要像男人一样，担负起家里、田地的一切劳务，吃尽了苦。

母亲跟姥爷学会了做火烧的手艺，便人工推磨磨面粉，发面、揉面、在大铁锅里烙火烧，然后拿到集上去卖，除了赚个零花钱，还能赚些麦麸和黑面。麦麸可以卖，黑面自己吃。受母亲吃苦耐劳精神的影响，我七八岁就帮母亲推磨。用一根绳子，一端拴在母亲推磨的木棍上，一端搭在自己的肩上，我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推。刚开始转圈我有点晕，慢慢地习惯了就好了。我和母亲在磨坊里拉着呱、讲着故事、猜着谜语、唱着儿歌，既不觉得累，又不觉得寂寞，苦中作乐。

到了十五六岁，我就替母亲到集上卖火烧，用一根木棍挑着木帽盒子、马扎子，盒子里装着二三十个火烧，逢二七赶大朱石或北十里堡集，四九赶程郭庄集。刚开始我有点害羞，不敢吆喝，只能摆在那里等客来买，卖得不怎么好。渐渐地，买主都知道我卖的火烧好吃，生意好起来了，每个集剩不下几个火烧。街坊也都知道俺家的火烧好吃，不少人登门来买。

七八岁就推磨，与母亲相依为命

1938年2月，日本鬼子占领掖县（今莱州市）后，建立了伪县区政府，经常到各村“扫荡”，要钱、要粮、要给养、要民工，若是不给，就打人、抓人、放火甚至杀人，可恶的伪军也借着搜寻八路军的名义抢夺财物。有的人家门楼坚固，门板结实，关起门来，日伪军进不去，如果被砸开了，那家人就遭罪了，轻者挨顿打，重者被抓走。我家门楼简陋，门板破旧，一脚就可以踹开，索性不关门，任其进出。我家的房子位于胡同口，每次日伪军进村，必然会闯进我家。祖母坐在炕上不动，母亲站在天井里，我则躲在母亲身后。横冲直撞的日伪军进门后，径直进屋转一圈，看到家里都是妇女和孩子，家具、被褥破旧，没什么油水，才怏怏而去。这种遭遇有若干次，每次我们都提心吊胆的。

村西有一条由掖县县城通往西由的大道，这是日伪军下乡“扫荡”的必经之路。每逢日伪军下乡路过，我们村的人都会紧张一天。不怕他们出发，就怕他们回城时进村骚扰。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下午，北胡同的孙二叔顺着北街向西走，碰上鬼子后被抓走了。家里人和亲朋好友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但杳无音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消失了，全家人痛心疾首，街坊也为之伤心。

在日寇盘踞时期，村里人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不时还会听到一些噩耗。如：某某村被烧了多少间房子，某某村被抓、被杀了多少人，某某地发生过战斗，我军又有人受伤，某某人的儿子在战斗中牺牲了。

即使小学生上学也不得安宁，要时刻警惕着。村南头有一个四年级的班级，教室外面就是田野，视野开阔。老师叫会爬树的男生爬到树上瞭望。如果看到东南方烟潍公路上有日军朝我村方向走来，就下树报告老师，老师立马下令放学。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教室在后街独门独院的一所民房内。一天下午，突然听到枪声，有人喊：“鬼子进村啦！”翟老师让我们躲在教室南墙根下，他虚掩门板，出去了。我们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又听到有家长在街上喊一个同学的名字，大家才站起来，开门出去。那位家长说：“鬼子走了，你们快回家吧！”第二天上午9点钟了，也不见翟老师来上课。班长去找校长，校长和几位老师一起找，结果在东邻的后夹道内找到了翟老师。原来翟老师跳墙时跌断了腿，又不知外面什么情况，不敢喊人，一直在那里熬了一宿。

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来强取豪夺

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进犯掖县。我军在粉子山进行阻击，战斗很激烈。在我们村能听到炮声，能看到硝烟和火光，还能看到国民党的飞机在山北坡低飞扫射和扔炸弹，能听到莱州湾里敌人军舰打炮的声音。我军战士的安危让人挂心。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我军完成了阻击任务。

后来，国民党军占领了掖县城，在海庙后、坊北岭、大辛庄等地修筑了据点，我们不时地能听到枪声。日本鬼子走了，国民党来了，老百姓仍然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最可恨的是那些掖县逃亡的反动分子在青岛组成的“还乡团”，他们随着国民党军回乡反攻倒算，殴打和杀害贫下中农。仅掖南（当时掖县分为两个县，掖县和掖南县）就有133名共产党干部、烈军属和土改积极分子被杀害。

幸好，国民党军在掖县只待了百十天，就于1947年2月败退了。掖县人民刚要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不想他们又于同年9月第二次进犯，又把掖县拖入战乱之中。

9月的一天下午，我村突然闯进大批国民党兵，后来听说是一个团，他们都是南方人，穿着灰军装。他们有的忙着到处采摘豆角、茄子、辣椒、萝卜，杀村民的鸡、兔，有的摘方板、搞木材，在村口修地堡。街上到处都是国民党兵，乱糟糟的。

当年我15岁，有两名国民党兵命我拿着镰刀到村外割高粱秸秆。当时解放军为了战备需要，让农民在收割高粱时，只割穗头，不割秸秆，让秸秆立在地里作屏障。我故意慢悠悠地割，一会儿，又有两名国民党兵让我跟他们去北面的村。到了村里，他们到村民家里抢牲畜，连钢笔、手电筒都抢，要我帮他们拿着。我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了。祖母和母亲十分挂念，见我回来，才放下心来。整个夜晚，我们都是提心吊胆地不敢熟睡。好在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走了，临走抓走了好多村民，强迫村民牵着自己的牲口给他们驮弹药，推着小车或赶着马车给他们拉物资。晚上他们在招远县（今招远市）道头村宿营，遭到我军的伏击，打得他们四处逃窜。枪声一响，村民们把物资掀到地上，牵着自己的牲口跑了回来，有的连车子也不要了。俺胡同的昌二叔牵着自己的骡子，不敢从原路返回，怕再遇见国民党兵，只好绕道，第二天晚上才回到家。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次国民党军在掖县只待了二十来天，就被我军全部消灭了。老百姓戏言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进攻掖县，没过‘百日’就逃跑了。第二次刚过‘三七’就被消灭了，真是短命啊！”

两次自然灾害，忍饥挨饿过日子

我经历过两次自然灾害。

第一次自然灾害是1948年。因受1947年严重旱灾的影响，加之国民党军队的破坏，1948年的灾情很严重，许多家庭粮食不够吃，连“半年糠菜半年粮”的水平也达不到。我人民政府虽然下拨了一批救灾粮和救灾款，但是数量还是不够。为了度过荒年，2月份停办教育，各小学都放假了。我家土地少、粮食少，日子更难过。母亲精打细算，一是用细粮换粗粮，这样虽然质量低，但是数量多，能多吃些日子。例如一升小麦可以换一升半高粱。二是少吃干，多吃稀，比断顿强。三是多吃瓜菜。地瓜、土豆、芋头、南瓜都是“珍品”，很贵的，连地瓜叶、地瓜蔓都成了好东西。母亲每年秋天收菜时，都到人家菜地里去弄些白菜叶子、萝卜叶子，将其晒干，存到第二年春天吃，这回派上了大用场。另外，就是到田野里去挖新鲜的野菜。因为我经常挖野菜，有经验，我知道哪里的野菜多，挖的总比别人多。还要采树叶和花朵。不过这些树叶要先煮熟，然后用清水浸泡多日，去掉苦涩味才能吃。胡同里一直流淌着家家倒出来的泡树叶的黑水。我们还吃过槐豆，那豆瓣太苦，要浸泡多日才能吃，但是豆瓣外有两片像粉皮一样透明的薄片很好吃。

就这样，千方百计熬过春季，麦收后日子才好转。

第二次灾害是1960年至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间跨度长，灾害次数多。如1960年2月25日，全掖县突遭8-10级台风袭击9个小时。1961年4月15日，全县有20多万亩小麦受霜冻，严重的地方麦苗枯死50%。1962年7月28日夜，北部沿海突遭大雨、海潮袭击，水灾严重。当时工作人员月供应粮食30斤，也要节约出3斤来支援重灾区，所以农村人和职工因营养不良，得水肿病的很多，严重的甚至失去了生命。

初中三年，把吃苦当做宝贵财富

日伪军“扫荡”，天天提心吊胆

1949年初，政府在掖县城开办了西海中学掖县分校（后来又改名掖县中学，即现在的莱州一中前身）。当时只招初中班，校址在东南隅机房街三家地主的房舍内。一个级部共招生七个班，我被编在六班。由于受战争和灾害的影响，物资缺乏，群众生活水平低，加上学校建立仓促，所有设备都很简陋。

我们的教室在一个光线很差的东厢房内，全班40多个人，很拥挤。地面是刚打好的泥地，还没干透，课桌、凳子的腿压上了一个个窝。晚自习开始是用煤油罩灯，两张课桌拼起来，四个人用一盏灯，后来才用上了汽灯，全班一盏。

学生宿舍。女生在校园内的厢房、耳房、仓库房内，男生分散在校外的公房内。我班男生宿舍在离校园四五百米的一个大厅房内。开始睡在地下铺的麦草上，后来才睡上高粱秸搭成的膝盖高的大通铺上。糟糕的是，大通铺是假期里刚建好的，还没干透，铺上行李没几天，褥子都潮湿了，高粱秸也发霉长了白毛，我们只得经常晒被褥。第三年，终于睡上了用木板搭成的一米高的大通铺，这算是高级的了。

学校刚建成，没有操场，我们在东城墙的废墟上开辟了操场。好家伙，全校总动员，教职员全部参加，每班一段，把十来米高墙基的砖石土铲下来，向东填入壕沟内。经过半年多的辛劳，终于建成了一个宽300米、长500米的大操场。1952年全县第一届职工运动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学生的伙食更是清苦。有一处学生伙房，一日三餐是玉米面大饼子或窝窝头，早晚有高粱面或玉米面稀饭，炒熟的咸菜或虾酱，中午每人有一碗蔬菜汤和白开水。冬季是萝卜或白菜汤，春季是菠菜汤、小白菜汤或是黄瓜汤。尽管如此清苦，但是学生们吃得蛮香甜。

学生伙食是自费的，每人每月要从家中带来45斤玉米面和3万元（旧币，折合新人民币3元）菜金。当时没有自行车，要靠人力背或是家长用小推车送。国家对困难学生有补助，一等补助全免；二等补助免30斤，个人交15斤；三等补助免15斤，个人交30斤。我是二等补助，所以家庭供得起。

学生们长大了懂事了，他们深知自己身负的使命和家长的期望，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求知欲望不减，学习情绪高涨。课外活动、社会活动、文娱生活、党团活动都搞得十分活跃，生机勃勃。有许多学生响应祖国的号召，提前毕业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各个岗位。

我从小能吃苦，尤其是读书期间，更认识到吃苦是一种宝贵财富。半生辛苦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好日子，迎来了晚年的幸福。清贫之苦，使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劳动吃苦，增强了我的体质，增长了劳作技能；学习之苦，增长了我的知识，还养成了勤学苦练的好习惯。我想告诉后代，要忆苦思甜，珍惜身处的好时代，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做一名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