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甲凡

生产队那些年，社员的口粮每人每年平均360斤原粮，再按照“人七劳三”的原则分到各家各户。人七劳三，即人头（基本口粮或供给）占70%，劳动工分（工资）占30%。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粮食，又很少有其它副食品，绝大多数人家都粮食不足。因此，当年农村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够不够，三百六。”

为了能填饱肚子，生产队便采取多种地瓜的办法。与小麦、玉米等其它农作物相比，地瓜耐旱，适合山地栽种，产量也相对高一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按5斤地瓜折算一斤口粮分给社员，这样就可以缓解口粮不足的问题。

每年霜降前，生产队就把地瓜分到各家各户，劳力多的人家就能分得上千斤。为防止变质腐烂，鲜地瓜不能储存太多，多半地瓜都是晒成地瓜干了。随着三年灾荒年月过去了，逢年过节，爱好喝酒的人也可以用地瓜干换点白酒“开开斋”了。

1958年11月，牟平酒厂成立，从青岛购进酒精，用地瓜干沿用民间传统的固态法酿造白酒，酒名就叫“牟平白干”。自1962年开始，在随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价格一直稳定在每斤一元钱左右。虽然价格很便宜，但在那时候，农村多数人家还是消费不起。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出台了用地瓜干换酒的政策。记得有两种兑换方式：一种是3.5斤地瓜干换1斤酒，但还要付给厂家一毛八分钱；另一种兑换法是5斤地瓜干换1斤酒，就不用另外付钱了。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大多数采用后面这种兑换方式。

虽然生活困难，平日里也不能经常喝酒，但每逢过春节的时候，还是要用酒来招待客人的。这样一来，每年入了腊月门，牟平酒厂的大院里就经常出现排着长队换酒的场景。

我13岁那年腊月的一个星期天，妈妈要我和哥哥去牟平酒厂用地瓜干换酒。从我们家到城南关的酒厂有十里的路程，哥哥背着十几斤地瓜干，我背着一个能盛3斤酒的绿色大瓶子，两人走一会儿歇一阵子，一个多钟头才赶到。进了酒厂北大门，看见已经有长长的一大队人在那儿等着了。排队、过秤、开票，这是一个非常耽误工夫的过程。工作人员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挺沉得住气，排队换酒的队伍只能缓慢地向前挪动。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酒厂下班，还排着长长的一大队人等在那里，没办法，只能等到下午了。天气虽然有点冷，我们也只能坐在自己的瓜干袋子上耐心等待。早饭吃的是烀地瓜，一点也不耐饿，走了十多里路，又排了半天队，肚子早就咕咕叫了。哥哥就解开装地瓜干的面袋子，找出几片干净的地瓜干，我俩“咯嘣、咯嘣”嚼着吃了，算是把饿肚子糊弄过去了。

终于等到酒厂上班，排到了我们过秤。工作人员给开了票，转过身我们又跟着去排队打酒。酒库里一排排摆着好多个大酒缸，酒缸中溢出来的酒香顺着门口飘出来，清冷的微风中飘荡着绵绵的香气。

冬天日短，等我们赶回村子时，太阳快下山了。村头上站着一堆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堂爷爷。他看我们换酒回来，就凑了过来，没事找话说，我哥哥随便客气了一句：“爷爷你喝酒吧。”不承想，堂爷爷答应了一声“好”，接过酒瓶拔下高粱秸秆做的瓶塞，一仰脖，“咕嘟咕嘟”几大口就灌进肚子里了。虽然我们两个都舍不得，可说什么也晚了。回家后，把这事对妈妈说了，妈妈按照我们比量的高度，说堂爷爷这一家伙喝了至少有半斤酒。

事过多年想起来，堂爷爷那时家里太穷了，自己馋酒又买不起，逮住这么个机会，根本就不顾得脸皮这回事了。

说起到酒厂换酒，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小笑话。说是辛安村有个女孩推着地瓜干来换酒，可带来盛酒的“酒嗉子”（盛酒的陶罐，牟平方言叫酒ning子）太小了，装满后还剩下半来斤酒。就这样撂下吧又舍不得，可如果买酒厂的一个酒瓶则需要一毛二分钱，她身上连一个钢镚也没有。也是这女孩不知56度牟平白干的厉害，在几个人的揶揄下，居然一口气喝下去了。

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家，又是第一次喝酒，走出不远就天旋地转起来。趔趔趄趄好不容易挨到城西关桥头，小推车一头撞在路边石墩上，酒嗉子摔碎了，她也躺下动弹不得了。多亏遇到当时任生产队长的李德海，安排人把她推着送回家了。

也是因为到牟平酒厂换酒，我还有过受生产队处分这么一回事。

那是1967年，趁着老秋少雨的当口，我们小车队在村南的玉皇庙水库清淤。离那里不远有一片碎石遍地的山坡，生产队刨地瓜的时候在那里晒过地瓜干。拾掇地瓜干的时候，是学校的老师领着小学生干的。小孩子毛手毛脚，落下了不少“地瓜干耳朵”，也就是一面带皮的地瓜干。小车队队长他们几个一嘀咕，就安排我去把这些“地瓜干耳朵”捡起来，拿去牟平酒厂换酒喝。我那年17岁，是小车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什么也不考虑，就按照小车队队长的安排，一家伙捡了30多斤“地瓜干耳朵”，然后骑着自行车到酒厂，换回差不多8斤酒，让那些“酒鬼”们美美地过了一回酒瘾。

隔了一天，这件事被人告到村支书那里，一下子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全国上下正处在“斗私批修”阶段，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批私字一闪念”。我们用集体的地瓜干换酒喝，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认真检查、严肃处理。就这样，小车队队长和我被定为“主犯”，不光在社员大会上做了书面检查，还要负责把地瓜干按照原数收集起来交还生产队。说起来我实在是冤枉，因为那天的酒我一口也没喝。

今年4月，在位于牟平的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参加了《烟台晚报》举行的笔会活动。笔会期间，听了尹浩洋先生声情并茂的报告，触景生情，就想起了这几段过往的小故事。当年的辛酸事，现在想起来还蛮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