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超

一

《龙口市村庄志》中村镇（后并入龙港街道）“北皂前村”条载：“据家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崔姓由四川蓝柳村迁来，相继解姓由云南、姜姓于清道光年间从城北小沙口迁来，繁衍不息。当时北皂地处盐碱涝洼，庄稼不收，以烧碱为生，免征皇粮国税。称为‘灶化地’，因北面有村，故名‘北皂（灶）前村’。”

“北皂后村”条：“北皂后村原为海水退滩形成的盐碱地。元朝末年，姜姓和邹姓分别由诸由观镇大杨家村和黄山馆镇黄山馆村迁来。清康熙年间，于姓由北马镇马家村迁来。旧时官府只收灶户税，又位于黄县城西北，故取名‘西北灶（皂）’，又因前后两村庄，分别取名‘北皂前村’‘北皂后村’。”

兰高镇“皂孙村”条：“明朝万历年间，孙姓由山西小云南大槐树下迁来居住，取名孙家村。相传清朝初年，因土地低洼含碱，收成不好，免去皇粮、国税，只交纳西太后的胭脂粉钱，即皂户税，故改名为‘皂户孙家’，新中国成立后群众习称‘皂孙’。”

不光是黄县，芝罘区也有个北皂村，此外，以“皂户”名村的青岛、莱州、潍坊、青州、滨州、东营等地都有，且无一例外都是傍海而居。这说明“皂户”即“灶户”，是与海盐生产有关的。

二

中国古代实行盐铁专卖制度，盐铁之利为国家垄断。西汉武帝时为统一管理盐铁生产和买卖盐铁，在三十八处置盐官，隶大司农，东汉时隶郡县，主收盐税。《汉书·地理志上》载：“ （xián），有百支莱王祠，有盐官。”说明黄县（徐乡县和 县后归入黄县）地界当时盐业生产比较发达，为此还设立了盐官。

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乾元元年（758年）：“（诸道盐铁使）第五琦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处置盐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这就是唐朝的亭户制度，产盐的场区称为“盐院”，又称作“盐亭”。“亭”为秦汉时的基层行政单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四川绵阳有盐亭县，西魏置县，明郭子章《郡县释名》：“以地多盐井，据盐亭而创县也。”宋王应麟《玉海·淳熙解盐图》载：“煮海为盐，曰京东、河北、淮南、两浙、福建、广南，凡六路地曰亭场，民曰亭户。”这些沿海盐场称“亭场”，也有的地方称为“滩场”“灰场”“盐埕”“圩滩”等。黄县宋时属京东东路，正是产盐地之一，龙港街道的马亭村之得名，极有可能与当时煮盐的“盐亭”“亭场”有关。制盐的盐户称为“亭户”，免其杂徭。亭户入盐籍后归盐铁使管辖，白居易《盐商妇》：“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盐商是国家商人，亭户归盐铁使管辖，均不受州县节制。

“灶户”之名始于五代，宋王溥《五代会要·盐铁杂条上》载：“后唐长兴四年（933）五月七日诸道盐铁转道使奏……其有榷粜场院员寮节级人力、煎盐池客灶户、般盐船纲、押纲军将衙官梢工等，具知盐法，如有公然偷盗官盐，或将货卖，其买卖人及窝盘主人知情不告，并依前项刮碱例五斤以上处死。”“池客”指的是盐池的盐户。“灶户”指海边设灶煎盐的盐户，后亦作制盐户的通称。

《宋史·食货志》载：“凡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亦称灶丁。”“灶丁”是灶户中承担盐役的丁壮，这是非常苦的差役，因长期受烟火熏灼，双目多失明。煮盐“灶丁”的户籍为“灶籍”，世代相传，非经告获准，不得脱籍归民。“灶丁”承担制盐徭役，规定课额（即“灶课”，为历代官府规定的盐户交盐定额），有余由官收购，不得私售，免除其他徭役。当然，盐政宽松时亦允许私售，盐政严苛时盐不许私下买卖，私盐贩子就得偷偷或武装贩盐，黄巢、张士诚、方国珍都是以贩私盐起家，《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也曾是个私盐贩子。

《明史·食货志四》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灶户煮盐需要柴火，所以灶户都可分得灶地，有些土质好的灶地允许耕种，也不收税，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灶地无税”。宋以后实行凭盐引运销盐制度，每引有一定重量，历代不尽相同，有四百斤、七百斤不等，明代优待灶户，每引给一石米的工本费。同治版《黄县志》载：“又云‘在昔，盐场共一百三十五所，灶户煮盐纳课，盐运分司。雍正八年，题请盐课摊入地亩，后盐场淤塞，不复出盐。’”明清两代黄县墩铺有“盐场墩”，在县西北二十五里，这说明龙口一带多盐场，灶地的面积也应该很大。

宋代灶户也称“锅户”，“锅”“灶”为同义词，《宋史·食货志下四》：“故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者也。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打个比方，“亭户”们相当于国营企业的，生产的食盐为正盐，由国家收纳；“锅户”们是私营企业的，产出的食盐则为浮盐，卖给商贩，有时也会将浮盐卖给官府，但盐价要低于正盐。

三

北皂村之得名，确实来自古时煎盐的“灶户”“灶地”，但“北灶”何以写作“北皂”呢？

“皂”为象形字，金文像未成熟的栎实、柞实等，其壳斗煮汁，可以染黑。后引申为黑色，如不分青红皂白、皂靴等。古时下贱之人多服皂，故又引申为对奴隶或差役的称谓，《集韵·晧韵》载：“皂，贱人。”《左传·昭公七年》载：“士臣皂，皂臣舆。”“皂”又为马牢之名，郭璞《方言注》载：“皂，养马器也，皂隶之名于此乎出。”古时奴隶与牛马同牢，因名为“皂”。一说“皂”指穿黑衣的养马官。《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载：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皂，养马之官，下士也，养马之官，其衣皂也。”一说指穿黑衣的卫士。俞正燮《癸巳类稿·仆臣台义》载：“皂者，《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战国策·赵策》中“触龙说赵太后”一节：“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后世亦作为衙门差役的称谓，如皂隶、皂役。这些人都是士以下的一种服劳役的身份，是不入流的，故着皂。

“灶”繁体作“竈”，是生火炊煮食物的设备，所以“北灶村”最早是写作“北竈村”的。古人很重视饮食，民以食为天，又有点泛神论，故锅灶间也安排了一位神祇，这就是灶神。《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竈。”郑玄注：“竈主饮食之事。”过去家家都贴灶神像，讲究点的设有灶龛。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四道口的皂君庙，曾是清宫御膳房祭灶之地，所以被视为“级别”最高的一处灶神祭祀地。民国以前灶君庙的碑文皆作“竈君庙”，1928年在进行寺庙登记时将“竈君庙”登记为“皂君庙”。一位当年曾参加过寺庙登记的老者回忆说，当时登记时，因“竈君庙”的“竈”字笔画太多，写起来很麻烦，当时还没有简化的“灶”字，所以便用同音且笔画简单的“皂”字代替，将“竈君庙”写成了“皂君庙”，北京现在也还有皂君庙斜街。此外，可能因为皂为黑色，“竈君”天天烟熏火燎，乌漆嘛黑的，出于心理暗示写作“皂君”也是可能的。但大范围内“北竈”“竈户”改写作“北皂”“皂户”，没有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是报刊示范性文本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可以关注一下“竈”“皂”的转化问题。

综上，“北皂村”之得名，确与煮盐有关，由“北竈村”改作“北皂村”，应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