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甲凡

宫卜万与蛟山诗社

据明朝杨循吉编撰的《宁海州志》记载：“交山双峰并立，如兄弟然。”确实，无论从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实地察看，其山势平缓，并不险峻，实无蛟龙腾跃之状。很多人认为，蛟山之名，与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民间文学社团——蛟山诗社有关，此山也因此而得名。

相关史料记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邑人赵田在的倡议下成立了蛟山诗社，一时应者如云，“齐唱蛟山上，共推一世豪”。蛟山诗社之所以选址蛟山，想来一则因为距州城较近方便聚会；二则绿水青山，视野开阔，放眼北望，城垣、崔姑山、莒岛（养马岛）及浩瀚的大海尽收眼底，因景生情，彼此唱和，也是顺理成章了。

蛟山诗社活动期间，牟平地方史志学者宫卜万辑成的《牟平遗香集》，在众社友的参与下，“检阅校正押韵此书，凡历寒暑，并积极募刊刷印”，为后世留下一部珍贵的牟平地方历史文献。

在蛟山诗社众多学子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便是宫卜万。他出生在蛟山北麓八里塂下照格庄，自幼聪明好学，清道光年间考中秀才。他虽博学多闻，才华出众，但多次参加科考却屡试不第，随后便放弃科考，专心从事地方文献和文物的收集、考证、整理工作，终成研究牟平史志的大家。

清代地方官大都聘用当地贤达名士编纂地方志，以期流芳百世。然而，由于缺乏艰苦细致的考证，所编纂的志书往往质量不高、纰漏百出。宫卜万发现，清初编纂的《登州府志》体例尚可，但其中的错误和遗漏之处很多，他于是撰写了《增修登州府志补遗考证》一书，更正谬误，补其漏缺。据光绪年间《增修登州府志》记载，仅职官之条就补入17人。其中唐7人、五代4人、宋5人、元1人，皆有证据，可见宫卜万所下的功夫。

针对历代所修宁海州志（牟平志）内容贫乏、谬误甚多的状况，宫卜万耗费十几年的精力，写成了《志书证证录》40卷，内容以天、地、人三大部为纲，分9节81目，对本地数千年史志逐一考证、落实、补充。清同治甲子年（1864），知州舒孔安修州志，全部取材于此书。

晚年，宫卜万总结自己修志心得，写成《修志杂记》4卷，对志书的体例、内容及史料的取舍都做了精辟的论述。此书至今对后人编修新志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宫卜万对地方文献的最大贡献，是他晚年编成一部价值颇高的名著——《牟平遗香集》。此书共16卷，刊于清道光年间，是一部汇集牟平历代文人的诗歌合集，共收作者百余人、诗千余首、词二十六首。由于这部书选择精严、考证精确、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备受名家推崇。

宫卜万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他终生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献身于乡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并做出了重大贡献。

常世淦安葬在蛟山

牟平区博物馆收藏有一块从蛟山北麓常氏墓地发现的石碑，长约1米，宽0.5米，上面篆刻了三百多个正楷字，详细记述了常世淦一生的经历和创业史。

常世淦（1771-1855），字心如，号道泉，善骑射，累试第一，喜好书法，善临柳公权，牟平书院“正谊明道”等匾额就是出于他的手笔。

常世淦“性淳厚，笃孝友，富而好施”。嘉庆十六年（1811），胶东各县“夏大旱，秋大水，禾歉收”，至嘉庆十七年形成了遍及全境的大饥荒。为解民困，常世淦带头捐粮捐钱，“邑中绅富，遂群起风从”，知州胡道垠高兴地说：“有了这个人带头，十几万百姓就有救了。”其一生“每遇凶岁，散发财粟以为常，至城池道路，桥梁祠宇，凡有兴役，必捐资督工以成其事”。

清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庄稼歉收，西门里常氏家族中有几家贫苦农民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去恳求常世淦，能否出资办个小商号，好养家糊口。常世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考虑到这些人没有经商经验，他就先在城西门里路北辟出几间小屋，拿出一部分资金，开了个小酒铺，让他们专营自酿的黄酒，并给商号起了个“常大兴”的名号。

“常大兴”这几个伙计人人舍命苦干，生意很快有了起色，卖了一段时间黄酒又兼卖烧酒，自家酿的酒不够卖又去外地采购，几年下来，就有了不少盈利。常世淦一看这些伙计是可塑之才，索性把生意往大里做，留下几个人继续经营酒类，让其他人去搞货运贸易。这些人北到丹东、营口等地贩运木料，南至连云港、宁波、上海等地贩运粮食南货。海运贸易获利甚巨，十几年过去，资本积累就相当可观。

清道光年间，宁海州柞蚕丝织业兴盛，宁海绸名扬四海，内外销两旺。常世淦当机立断，摒弃了酒铺与海运贸易，在西南营子（今西桂里村）建厂房，买设备，招募农民工，开起了宁海州城内唯一一家柞丝纩坊。由于他们资金充足，人心齐，干劲大，收茧、煮茧、纩丝、晾晒，然后制成茧绸，一条龙生产，效率极高。加之丝绸销路广，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纩坊已形成相当规模，盈利颇丰。他们又趁资金充裕，开设了米行、粮店、绸缎庄、布行、杂货店等商铺，形成了一个企业联合体。这时的“常大兴”商号，不仅在宁海州的地面上首屈一指，在整个胶东地区也都颇具实力。当年初创“常大兴”商号的那批穷伙计，都已成为商号的管理者和分号负责人，其后代也大都是商号的员工。各分号吸纳的社会员工多达数百人，因在“常大兴”商号工作而脱贫的农民不计其数。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烟台开埠通商，洋货倾销，民族工业受到压制。为了让“常大兴”商号更好地在逆境中发展，年逾古稀的常世淦及时退下来，将“常大兴”交由时任菏泽训导的儿子常文达管理，继续领导着“常大兴”商号前行。

咸丰五年（1855），常世淦因病逝世，享年85岁。他为牟平的工商业起步和发展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让众多贫苦农民脱了贫，端上了饭碗，走上了富裕之路。

常世淦的墓地在蛟山北麓的一方朝阳山坡，从牟水公路八里塂段到那里是一条不宽的山间小路，路途中有一条深深的沟壑，为此人们修建了一座石拱“普渡桥”，至今还横跨在那条沟壑上。

理琪曾在蛟山留下足迹

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的领导下，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员为骨干，先后在文登县天福山和威海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第三军”）正式成立，理琪任司令员，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烟台登陆，胶东的国民党官员降的降、逃的逃。5日，日军占领了距烟台30公里的牟平县城，拼凑了伪县政府、公安局和商团，任命汉奸宋健武为伪县长。一时间，人心浮动，不少群众产生了畏敌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为打开胶东地区抗日新局面和扩大第三军的影响，理琪与第三军领导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时下打牟平城有利条件很多：一、伪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我军乘虚奔袭，可稳操胜券；二、可扭转群众悲观失望情绪，提高抗战胜利信心；三、可以锻炼丰富我军的作战经验，鼓舞战斗意志；四、可以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五、和友军协同作战，可以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有利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理琪决定，由他和林一山亲率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大队袭击牟平城。

1938年2月12日夜，皎洁的圆月在东方升起，部队从驻地文登葛家东崔家口村，往近百里的牟平城进发。l3日拂晓，部队到达蛟山八里塂下的高格庄。理琪安排战士们在村东头的四家小客栈吃了干粮做片刻休息，他则带着其他领导干部一起爬上八里塂观察地形，研究攻城路线。最后决定，由林一山兼任临时参谋长，全权指挥这次作战。具体作战方案是先派几个便衣人员摸到城门，活捉守门的哨兵；控制城门以后，再行攻城。

东方现出鱼肚白，以坚固著称的牟平城，已经可以隐约地看见它的轮廓了。理琪、林一山估计先头部队已经攻下城门或已经进了城，就一声令下，部队直插牟平城。顿时，从城外至城内喊杀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在战士们的凌厉攻势下，守城的伪军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抵抗，就举手缴枪投降。

这次奇袭牟平城，速战速决，旗开得胜，缴获了100多条枪，逮捕了伪县长宋健武等大小汉奸100余人。根据群众要求，理琪等决定除了把宋健武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随部队押走外，其余的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攻城战斗胜利结束后，理琪、林一山为了应对新的敌情，命令部队立即撤出牟平城。上午10时，第三军司令部到了城南2里的雷神庙。在这里，理琪、林一山召集干部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到中午12时许，会议决定部队立即转移。可是，这个决定刚刚做出，雷神庙就被从烟台乘汽车赶来的100多个日军包围了。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下午2时许，理琪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倒在院子当中。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指导员张玉华，连忙和战士们将他抬到雷神庙的后花园，暂时避开敌人的火力。在生命垂危时刻，理琪还一再嘱咐大家节省子弹，坚持到底。

激战至晚上9点钟，雷神庙东南方向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先前商定一起攻打牟平城的张建勋部在远处进行策应。日军听到枪声，以为是大批援军到来，不敢恋战，开始撤退了。代替理琪、林一山指挥战斗的宋澄见突围时机已到，大喊一声：“同志们！援军来到了！冲啊！”

突围时，由张玉华背着还有一丝微弱呼吸的理琪。当走到雷神庙南面2里路的杨岚村时，理琪因失血过多，心脏停止了跳动。考虑到当时形势急迫，只得暂时把理琪的遗体安置在一户杨姓农民的草棚里。当天后半夜，这家农民为安全起见，便用门板把理琪的遗体抬到蛟山西麓的松林中，用树枝和荒草进行了遮盖，还安排家里人远远盯守，生怕发生什么意外，直到第三军派人来抬走了理琪的遗体。

雷神庙战斗是胶东抗日的第一战。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八九点钟，历时七八个小时。在今天仅存的一块0.8平方米的铁皮雨搭子上，就有138个弹洞，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在战斗中，第三军指战员团结一致，英勇杀敌，以劣势装备抗拒数倍于我的敌人，奇迹般地突围成功。

这一切，就发生在蛟山脚下。蛟山曾留下了理琪的足迹，也见证了胶东抗日先烈们建立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