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军

一

1965年秋，我顺利考上了烟台第二中学教改六级实验班。当时我家住在芝罘区大海阳的一座大杂院里，每天放学都要经过小黄山的王家茔，烟台港务局的电台就建在那里。每当路过那里的时候，总听到里面传出嘀嘀嗒嗒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向里面张望，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那里四周是高墙围绕，大门紧闭着，墙头上还有铁丝网，高墙外面分布着几十根高耸的天线杆。我越发感到神秘和向往，当时想，要是毕业后能到这里工作，该有多好啊！

1968年秋，初中和高中的“老三届”毕业生统一进行了分配，有的在本市就业，有的分配到县城，也有待业及知青下乡的，而我，真的被分配到了烟台港务局，先是当装卸工。1970年春节后的一天，当时的港务局负责人赵升堂同志找我谈话，说管理局电台的无线报务人员出现了青黄不接，急需培养新的报务员，局里初选出四名人员报到上级，最终只批准了我和苑英强，希望我们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二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苑被电台的程绍凯台长接走了。程台长先是带我俩对电台简单地观看了一番，介绍了电台的报务房、机务房、译电室等处后，他问我们：“组织上分配你俩来进行报务培训，将来干报务工作，你们愿意吗？”“愿意！”我俩异口同声地回答。程台长点了点头，又问：“为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早就想干这个工作了。”“还有呢？”程台长看我俩没有马上回答，就用他特有的低沉而凝重的声音说道：“报务工作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不该知道的绝对不能打听，不该讲的绝对不能乱讲，要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作为一名报务人员，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泄露党的机密……”当时程台长还谈了许多，要求我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并尽快把保密守则背下来。

出了办公室，我好奇心未消，又到各处看了一下。在器械室里，我发现了一支苏式安装弹鼓的PPD—34冲锋枪，忍不住反复观摩操作了好一会儿。后来我的第一次射击，用的就是这支枪。在高大宽敞的报务房里，听着那像鸟叫如流水的电波声，看着那发报时不断闪烁银光的电子管，我久久不愿离开。出了报务房门口，只见高墙内的院子很大，不仅栽有花草果树，而且在空地处还种有玉米、地瓜和蔬菜，院子里有一口井，可以打水吃。电台备有发电机，不用问我也知道原因，可既然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打水井？问了老同志才知道，这是战备井，以防断水备用。

当天回到家，我抑制不住激动，写下了进入电台的第一篇日记。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诗句：

在祖国的蓝天里，

在辽阔的大地上，

在高耸着的天线杆旁，

闪耀着银灰色的光芒。

啊！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

前进！把红色的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三

三天后，我俩正式开始了报务培训。

培训我们的老师叫刘正棠，是一名老资格报务员，为人正直，作风严谨，技术过硬，每分钟收发电报能达到150多电码，压码抄报能达到6个。所谓压码抄报，是指在比赛中，以每分钟单位时间内抄报速度计算，而不是以抄报完结的时间计算，以压码6个为例，即使发报完毕后还有6个电码没有抄写，也可以继续凭记忆抄写完成，不算超时。对一般报务员来说，能压3个码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先背报码，就是把每个电码规定的点划背熟练，包括10个阿拉伯数字、26个英文字母，还有逗号、句号、问号、引号、叹号、长破折号、连字符等电码。一天的工夫，我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我不无得意地对刘老师说：“太简单了！”刘老师听后不置可否地说：“简单？你抄报试一试！”

背熟报码后，刘老师在我们练习抄报前，先教我们正确的削铅笔方法以及握笔抄写的姿势，教我们书写阿拉伯数字及英文字母的快捷写法，并告诉我们，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掌握不好，也会直接影响到抄报的速度，要反复练习，直到得心应手再练习抄报。我上手一抄才发现，抄报时根本就没有思索的空间，背得再熟也不行，完全靠第一反应。我手忙脚乱，抄得一塌糊涂，这才明白了刘老师前面说的话。

收报业务熟练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始学习发报业务。当时用的是立式电键（还有跪式电键、扫拨电键等），电键的通断触点相互间的位置一开始调得比较高，弹簧也调得比较硬。刘老师检查了我俩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要求手指甲要剪得低于手指肚顶，当时我还很不理解。

一个星期下来，我的食指指甲盖从上到下裂开了，都渗出了血，虽然缠上了胶布，可还是一按电键就钻心地疼，直冒冷汗，真是让人难忘！当时我想到了江姐，在渣滓洞面对钉竹签的酷刑，她革命的意志真是坚如钢铁！到训练结束时，我食指和中指的手指顶已经磨出了硬硬的老茧。

在发报训练中，为了尽快提高发报的速度，我一度出现了发报抢码的现象。刘老师发现后告诫我说：“发报速度的提高不能靠抢码，必须在现有速度十分稳固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小步提速才行，靠有意识地去强行抢速度，往往会使你的手法出现偏差。手法偏了，不仅会影响和限制你以后发报速度的提高，而且还会影响对方抄报的准确性。手法偏了，开始还好纠正，一旦偏得严重了，就很难纠正过来。”

培训结束以后，我的发报速度达到每分钟120个码，抄报速度达到了130个码。到如今，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拿起电键，我还能很顺利地发报。

通过学习报务我才知道，电报这种曾经最紧急、最迅捷的通信方式还分有线报务与无线报务。邮电局的电报业务基本上都是有线报务，其发报电码都是通过专用线路进行传输，没有天电及外界电波的干扰。现在，邮政部门已不办理此项业务了。而无线报务则是电波传输，在通信联络中，每时每刻都要受到天电及外界电波的干扰，特别是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干扰更是严重，因此在最后的训练阶段还要进行抗干扰的报务训练。

四

一切都过关了，就是上机实习，没有收发报业务的时候，我们就在频道上值守，当收到有信号联络本台时，对接上以后，就转到特定的高频频道进行无线报务联络收发。

值守时，要求随时记录外电出现的比较重要的情况，所以不敢多喝水，上卫生间都是疾步小跑，生怕漏掉应记录的情况。对重要的情况要及时报告，如在本台的海事辖区内，船舶出现了险情，收到了“SOS”险情盲发求救信号时，就会特别紧张，因为这时候船舶所在的位置、天气的状况可能非常不好，天电干扰也特别大，船上的报务员发报会受到船舶颠簸影响，出现手法不正常的现象，需要特别集中精力盯住发报手法、音质收听抄报，哪里出现了疑问，要立马回电要求重发，一旦确认了经纬度坐标后，就要马上报告。程台长每天都要对报务日志进行批阅，如果发现问题，就要求我们整改。

收发报中，对一般的电文，如天气情况、船舶进出港请求、外来船舶进入本区航线位置、需要供应物资食品等，都是使用明码电文，电文大都比较短，报务员自己都可以对照明码本对电码组进行翻译，然后交给通信员传递。对于机密电文，则要先由译电员用密码译成电码后，再由我们报务员发出电报，至于发的电文内容是什么，我们报务员一概不知，只是按照电码进行收发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无线电报业务就已经告别了《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通过电键通断方式发送摩尔斯电码的最原始技术。现在，在电影电视剧里出现的首长在电台旁口头下达指示，报务员听到后直接将电报发出，或是用手指头随便在什么地方点几下（表示嘀嗒点划，类似灯光通信），对方看到后，就知道发出的是什么内容，这不过是想当然的艺术化。别说密码电报需要通过多个环节的加密解密译电，即使是明码报文也需要一组组翻译才能阅读，要想不经翻译而直读，除非把汉语通用的五六千个文字的明码电码全部熟练地背下来才行，这对于明码电报来说，既没有必要，也没听说过有人全部熟记下来。

五

经过半年多的培训，我的各科成绩均是优秀，终于能够独立值机了。单独值机时间不长，征兵就开始了，我刚好符合当兵的年龄，从小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我无比向往军营这个大熔炉。我向往红领章、红帽徽，无比崇敬《红旗飘飘》中长征路上英勇无畏的老红军、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以及董存瑞、黄继光、雷锋这些光辉形象，我要献身国防、保卫祖国。

然而，我的报名却没有得到批准，答复是培训一名报务员不容易，况且电台急需新的报务人员，因此不予批准。我得知后有点绝望，但并没有死心，于是越过电台的领导，反复地去找带兵的领导，找管理局的领导，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后来，带兵的领导告诉我说，他们与管理局的领导商议的意见是，我到部队后继续从事报务工作，等复员回来后再回电台。

1970年12月下旬，我与港务局其他十几名新兵一同被送到了独立一师师部新兵连，集训到1971年3月8日。临下连队的当天上午，我所在的新兵排列队集合，每个班点出了一名新兵出列，我也被单独点名留下了，全排其他人被分配到军区直属单位，我与另外三名新兵则直接分到了师部特务连，我被分到了侦察排。

单独点名出列时，我心里暗喜，还以为要去通信连电台，但结果却是大失所望。为什么与带兵的领导对我说的不一样呢？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带兵的领导是独立一师一团派出人员，我们烟台港这批兵本来是要去一团的，征兵结束后分配方案有变动，所以就没去一团，而是分到了师部。知道了这个缘故，我明白了，我将永远与报务工作无缘了。

在部队，每当路过通信连，听到那熟悉的嘀嘀嗒嗒的声音，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静听一会儿，那声音比什么歌都好听，那声音刻骨铭心啊！

六年多的军旅岁月，很快就过去了。离开部队返回烟台的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电台看望了老领导和同事们，虽然高高的墙内格局没有变化，但是高墙外的变化却不小。原来的林荫小道变成了宽阔的马路，原来那横七竖八用汉白玉雕刻的、与真人实物大小相当的文官武将、石人石马不见了，那镂空的二龙戏珠的精美碑雕也不知去向，随之而来的是一座座楼房。立在半山坡上突兀的电台，与周围现代化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十分另类。

我短暂的报务生涯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那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却从没有在我的心中消失过。每每听到，心头总是一阵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