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廷

人心向善，和睦相处，邻里互助，重情重义，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者手记

1983年夏日，美国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L·伍德科克携夫人姗伦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乘坐宝珠号豪华游船来烟台观光，我有幸成为他们的导游。登上毓璜顶俯视烟台市容时，伍德科克先生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早就听说烟台很美，确实太美了！”

我们无法丈量山海的美丽程度。回想起当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时的条件与现在相比尽管差距很大，但是大家精神饱满，其乐融融。这不免使我遥想起当年住在筒子楼里的生活，那是另样的大美。

筒子楼里小社会

所谓的筒子楼，是一层楼内有长长的楼道连接着两边的单间，由于两头都可以通风透光，像一个筒子，故称筒子楼。

当年我们住过的筒子楼，一层可以住上十几户乃至二十几户人家，中间有长达三十多米的长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烟台师院（今鲁东大学）大部分有家口的老师，差不多都住过那样的楼舍，因为是仿建前苏联的模式，有人还戏称其为“赫鲁晓夫楼”。

那时我们刚结婚，可以分到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1981年我的孩子出生后，学校就加分给了楼道对面的另一间房子。对比烟台街上普通青年市民的状况，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当时大家的生活都不富裕，每月三十斤粮票，百分之四十是白面，称为细粮，还有百分之六十是玉米面等粗粮，每月一斤花生油、一斤鸡蛋和一斤肉，凭票供应。

开始靠吃食堂，后来有了单间房，就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大家先到靠海边的山东省水产学校校办工厂，买来节能的蜂窝煤炉子，然后置办灶具。每到下班后，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除了听到锅碗瓢盆交响乐，张家长李家短，什么趣闻都能在这里得到张扬。

若是谁家来了客人，东家一根葱、西家一扎菜，甚至鸡蛋和肉都不用出去买，也因为买菜需要到4公里远的华丰街菜店去，很不方便。

1981年前后，是我们烟台师院五号住宅楼二楼住户的生育高峰，一下子增添了十几个孩子，引得各家父母都来照看孩子，楼道里成了大家乐凑热闹的“托儿所”，孩子们的姥姥奶奶们相互都熟络起来。直到多年后孩子的孩子出生了，姥姥奶奶们还会亲热地问起谁谁家的孩子现在出息得怎么样，去照看孩子的老人怎么样……

当时除了出远门，一般家里是不锁门的。有一次，隔壁曲老师的母亲抱着孙女到我家里串门，发现门开着，家里却没有人。曲大妈干脆就进了我家，一面照料孩子，一面帮着看着门儿。

我回家后，曲大妈告诉我：“刚才来了一个和你般大般小的老师，看到我打了一声招呼，就到对面的房里拉开了你家小饭橱，用手抓了好一阵子，往嘴里送东西吃，吃饱了朝我抿嘴一笑就走了。”

当我问了一下这个人的大概模样后，就告诉曲大妈：“那是我们系里的肖老师，住在楼道最西头，他肯定是饿了，知道我家里有好吃的。我们这里的老师就是这个样子，从来不客气，门不上锁，各取所需。对了，上星期我从您家面缸子里挖了一瓢面，还忘了告诉曲老师呢！”

闹起洞房也精彩

当时的婚礼，没有现在那么复杂。两张单人床一靠，就可以成为婚房。没有婚宴，也不必凑份子，买上几斤糖块儿，打开几盒香烟，就算喜庆招待。不过一般在闹房前举行一个小仪式，人多先在房外进行，由单位领导出面，代表组织贺喜，提出婚后要求和希望，然后宣布“新郎新娘进洞房，表演节目”。

所谓提出希望，领导有时会沿用当年老校长鲁有言主持集体婚礼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今天抱上了大娃娃，希望尽快抱上小娃娃”。所谓的“表演节目”，就是闹房的内容。那时一般领导会主动退出的，由同事里的“闹包”充当主持人。

表演节目有“猪八戒背媳妇”，即新郎驮着新娘，在大家的围观下往返楼道后回新房；还有“啃苹果”，即有人把准备好的苹果用线吊擎起来，让一对新人不用手接触苹果，然后相对双双啃完，不啃完不能过关；还有“过独木桥”，即放上一根一米左右高的细长凳，新郎新娘在上面相向而行，不拥抱很难通过。其中不知是谁从外地引来一个闹房节目，要求新郎按下新娘的“电钮”，新娘还要发出“滴滴”的回声。尽管有的“闹包”总要想看这出“洋相”，但基本上行不通，毕竟这里是高校，是教书育人的领地，斯文在兹。

通常，新郎新娘在结婚的当天要吃面条的，寓意长长久久。由于当时吃食堂，不那么方便。恰巧我有一个煤油炉子，给做这“婚餐”派上了用场。不过有次新郎是我非常要好的王师兄，当我把面卤和面条给他们做好了，恰巧去了一帮人先来贺喜，客人走后菜凉了不说，面条也冷固在一起。我要重新再煮新面条。师兄说：“哪有那么矫情，凑合着吃吧，一会儿就来人了。”这样，只好用锅铲把面条挖出来吃，权当发糕了。这就给新娘留下了“话把”，直到现在凑到一起，当年的新娘仍然会“埋怨”一通：“俺跟老王稀里糊涂过了大半辈子，就是因为婚餐时吃了你做的糊涂面！”

还有一位与我同年留校的别的系同事，上学前在农村处了对象，留校后，家里人认为，应该在烟台当地找一个有城市户口的职工，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可这位同事肝是肝、胆是胆，够仗义。他说：“我不能因为当了大学教师就移情别恋，丧了良心！”他执意与女方登了记，家里只给了他们两双筷子两只碗。我们知道后，马上召集同事，操演起他们的婚礼，不过那次把他闹得有点过火。而那顿婚餐，他一定要给钱，说这饭钱不能让别人花，尽管估价只有两块钱。

为赵老师垒鸡窝

在我们筒子楼的一楼，住进了一位老教授，他的名字叫赵晋升。

赵老师是我们英语系的英文活字典，一般在普通英文词典里查不到的单词，我们就去讨教他，他不但能说出这个单词的意思，还告知能在哪一部词典里找到。

他曾是抗战时期联大的学生。在特殊年代里，因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连同他是地主家庭出身，在联大上学时加入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段经历也被翻腾出来，他被打成了“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他被剥夺教学资格，先去学校农场接受改造，后被发配回系里，在资料室当资料员。

他是一心向党的，每每更换一个单位，总要向党组织递交几份入党申请书。1979年，赵老师得以平反，学校领导当面向他道歉，宣布平反决定，他平静地说：“你们不用道歉，在那个非正常时期，我遭这点罪算什么呢？”当场，领导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赵老师恢复了教师身份，像从前一样，上课从来不拿讲义，课却讲得很精彩，让学生们折服。他到六十五岁时，组织上也不舍得让他退休，他又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1986年夏日，在接收新党员大会上，赵老师向党组织哭诉衷肠，讲述他几十年来写了十几次入党申请的经历，在场的党员无不流泪，有的禁不住号啕大哭，会场哭声长久不能平息。

当时我在科威特做翻译工作，看到家人的来信，流着泪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后来告诉我，他接到信后，发现信纸上有十多滴结块的泪痕，那上面随后也沾上了他的泪水。

就是这样一位有学养的“德高望”，当年怎么会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我是替他打抱不平的，而且还翘首仰慕他。在他还没有平反时，我与李延平老师经常偷偷摸摸地从食堂打好饭菜，去他工作的资料室一起吃饭，特别是周六晚上，要加买一瓶烟台产的虎岩白酒。他开始时想撵走我们，说我们还年轻，不要受到牵连。我们说，知道你是被冤枉的，我们怕什么？

落实政策后，赵老师家属被调进了学校。当时我们楼旁大都有自己垒起来的小鸡窝喂鸡产蛋，以解决当时副食品之匮乏。师母住进来了，大家异口同声，要给赵老师垒一处像样的鸡窝。

大家从各处找来破砖乱石和树棍儿，直到傍午才开始动工。中午赵老师请我们7个人喝了一顿小酒，及至下午5点，一座像模像样的两层小鸡舍拔地而起。晚宴更丰盛，赵老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窖。后来，我们每每提起当年在赵老师家里一天蹭了两次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借我老头干什么?”

筒子楼里的住户是以小家庭为单元的，十几户同道中人组成了一个和谐相处的大家庭。这里没有什么鼠窃狗盗之事，更没有什么绯闻。大伙儿亲如一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谁对谁也不会客气，而且各自双方是那样地心安理得。

当年公共汽车少，谁若是要出差，有自行车的邻居会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接送站。谁家两口子如若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闹，会有一帮邻居聚拢在一起，开他们的“斗私批修会”。

一对当年一起住在筒子楼里的夫妇与我相聚，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起在筒子楼里的时光。女邻居说：“嗨！我刚生了儿子坐月子，家里没有小米，是你家送了一桶米帮了我，到现在还没有还呢！”

“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干什么？我们不是在享受共产主义吗？”

当年姜老师的父亲周日骑自行车从牟平老家提着一瓶好酒和一包猪头肉来了，一看女婿出差不在家，马上对女儿说：“女婿不能陪着我喝酒，让孙老师来陪着我喝吧。”其实，他或许认为，这么好的酒菜自己享受起来太过奢侈，也缺乏喝酒的仪式感，因此，我不能不去充当本楼道里的老爷们儿代表了。

有一次，东户张老师看到我家属，说要“借你老头用一用”。

“借我老头干什么？”

“我这几天要出差，老婆怀孕大着个肚子，晚上在市里还要看着学生上晚自习，9点后才可以回家。十里路，她自己走我不放心，这几天借你老头帮忙按时把她接回来，自行车和手电我都准备好了。”

“老头都借给你了，我家里有自行车，为什么还要借你的呢？”

这种事例，在当时是见怪不怪的。

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过几多风雨。随着我们这一批邻居步入古稀，属于我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渐行渐远。回眸当年筒子楼，我们同一楼层的邻居，做教师工作的，大都当上了教授，做党政工作的，后来都干到了处级甚至厅级。抑或这筒子楼氛围影响，大伙不用扬鞭自奋蹄，相互勉励，奋发向上，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这筒子楼里的火红年华，不也是最美烟台荣耀中不可或缺的一缕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