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9月14日
魏春洋
烟台广仁堂是近代山东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善堂(慈善机构),有“东省善堂圭臬”之美名,也是近代中国综合性善堂的典型代表,但长期以来,关于烟台广仁堂创办的原因、资金来源等一些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为此特作此文,以还历史真相。
一、创办广仁堂的起因——1889年运输贡品的“保大”轮船在石臼所失事?
1891年,时任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的盛宣怀创办广仁堂。关于其创办烟台广仁堂的起因,长期以来的说法是:1889年运输贡品的“保大”轮船在石臼所失事,但“‘保大’轮船失事事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一看发生时间。在《山东巡抚张奏稿》中记载:“‘保大’轮船于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行至山东荣成县成山头地方,因迷雾触礁,船只损坏。”在《盛宣怀档案史料》轮船招商局卷“登莱青道告示二”中记载:“‘保大’轮船于六月初一日在成山头偏北触礁,船底搁碎,货随浪滚。”光绪十三年六月初一日即公历1887年7月21日。
二看发生地点。在《德宗皇帝实录》中记载“据称‘保大’轮船在荣城县地方失事”。而在轮船招商局卷《“保大”轮失事奏折二》一文中进一步记录是“‘保大’轮船在山东荣城县成山头地方触礁损坏”。可见,“保大”轮船是在荣城县成山头地方触礁,而不是“沉没于石臼所海域”。威海学者孙建军甚至对触礁地址作了进一步考证。在《海难变人祸——“保大”沉船案始末》一文中,孙建军认为:“保大”轮船在成山头的一片礁石上触礁。准确地说,“此石系紧靠成山头灯塔之北”。成山头,又称成山角,山东高角。这附近海域,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礁多,流急,雾浓,风大,“为海道极险之处”,自古行此触礁丧生者不计其数。成山头有民谣:“成山头,成山头,十个船工九个愁。”
三看“保大”轮船运输的货物。据《申报》记载:“‘保大’轮船搭客三十余人,连接客者共四十余人(《申报》1887年8月3日)。”而《申报》另一篇《抢船闹事》中记载:“‘保大’轮船之失事也,在烟台附近成山洋面触礁而损,该处系山东荣成县境,傍海居民见有损船,蜂拥而上,竟将船中贡料抢攫一空。县尊闻知即率差捕民壮百余名前往弹压。”根据《申报》这一记载,“保大”轮船上的“贡料”应该就是“贡品”。
二、创办广仁堂的直接原因——盛宣怀因侵吞“贡品”被查办?
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直接原因,长期说法是:盛宣怀因侵吞失事“保大”轮船上的“贡品”,被人举报而遭查办。为掩人耳目,盛宣怀创办烟台广仁堂。
实际上,“保大”轮船失事后登莱青道盛宣怀确实遭到查办,但并不是由于侵吞失事“保大”轮船上的“贡品”,而是另有原因。
原来,“保大”轮船失事后,荣成发生了村民抢捞拒捕事件。由于处理不当,登莱青道盛宣怀被御史牟荫乔、刘纶襄参奏:“提督孙金彪、道员盛宣怀被参纵勇扰民(《盛宣怀档案史料》第八卷)。”同年八月十八日(10月4日),上谕令山东巡抚张曜“按照所奏各节,秉公确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最后,经过山东巡抚张曜的一番调查,“复查不实,得旨毋庸置议(《盛宣怀行述》)。”盛宣怀平安落地。
可见,“保大”轮船失事后,登莱青道盛宣怀是因“纵勇扰民”而被参奏、查办,不是因侵吞从“保大”轮船打捞上来的“贡品”遭查办。既然盛宣怀不是因侵吞“贡品”被查办,自然“为掩人耳目,盛宣怀创办烟台广仁堂”这一说法也难以成立。
三、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新打捞之“贡品”?
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长期说法是:盛宣怀上奏朝廷,“拟奏请朝廷用新打捞之贡品中的黄金、白银若干两”,合资筹建慈善机构烟台广仁堂。
盛宣怀要创办慈善机构广仁堂,其上奏朝廷的奏折不是私人书信,应该是公开的朝廷奏章。只要是公开的奏章在清政府官方文献中一定可以查到,找到了奏折文本,关于盛宣怀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即可一目了然。
果然,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找到了《呈登郡烟台海口及莱青两郡创立广仁堂请奏明立案由》,奏折中关于创办广仁堂的资金来源内容如下:
“奏立案事,窃查登莱青三府三面濒海,地瘠民贫,登州一属为尤甚。福山县烟台海口自设关通商以来,中外商贾云集,四方无业游民藉力谋生者接踵而至,兼以前数年黄河与小清河泛溢为灾,流离就食之民如水趋壑,饥寒困苦露宿风餐,婴嫠乏保恤,疾病无医药,目击情形殊堪悯恻……至三堂建造经费,烟台广仁堂及栖贫所、寄柩所房屋并地价计银一万二千五百余两,莱郡广仁堂置买添盖房屋计银二千余两,青郡添盖房屋计银五百余两。以上购买地亩盖造房屋共计银一万五千余两。悉由职道捐助。”
从这一奏折文本可以看出,内中根本没有“拟奏请朝廷用新打捞之贡品中的黄金、白银若干两”这一句话,不知这句话源自何处?因此,盛宣怀利用新打捞之“贡品”创办烟台广仁堂这一说法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四、清廷对广仁堂的资助——慈禧太后每年拨皇粮(小米)5000担?
“为善宜先筹款也”。作为一家官办慈善机构,烟台广仁堂的长期运营需要大量资金。长期以来的说法是:慈禧太后决定每年拨皇粮(小米)5000担。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呢?
一是每年拨皇粮(小米)5000担,这个数目堪称巨额。创办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天津广仁堂和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年)的京师广仁堂每年清政府才拨给漕粮300石。这里的担和石是同一个重量单位。清代的重量单位主要有石(担)、斤、两之分,其换算比率为:l石(担)=100斤;1斤=16两。实际斤的大小各地也不同,有的地方一石按照120斤来换算。如果按l石(担)=100斤计算,300石=3万斤,5000担=50万斤;若按l石(担)=120斤计算,300石=3万6千斤,5000担=60万斤。这一数值远远超出天津广仁堂和京师广仁堂的拨粮资助数额。与天津、京师广仁堂相比,尽管烟台广仁堂初创时期要超过天津、京师广仁堂的规模,但5000担实在是有点太离谱了。
清政府到底拨给烟台广仁堂多少皇粮(小米)呢?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初六日,时任山东巡抚福润的《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片》奏折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数字:
“今该道盛宣怀于登莱青三府捐资创设广仁堂,拟办各项善举,洵属有裨地方,急公好义。相应奏明立案,并恳天恩俯赐每年赏给漕米三百石,自本年起在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拨给该道等具领,由招商局轮船运至烟台分拨各堂应用,俾穷黎咸沐皇恩善举,可期永久(《山东巡抚福润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片》)。”清廷援引天津、京师广仁堂成例批准了这一奏请。
从山东巡抚福润的奏折可以看出,清政府拨给登莱青三府广仁堂300石槽米。也就是拨给青州府广仁堂、莱州府广仁堂和烟台广仁堂三家慈善机构一共300石槽米,而不仅仅是烟台广仁堂一家。需补充的一点是,青州府广仁堂、莱州府广仁堂和烟台广仁堂都是由盛宣怀在同一时期创办的善堂。
二是批准“每年赏漕米三百石”奏折的是慈禧太后吗?按照清史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典礼,然而慈禧太后又玩弄政治伎俩训政了两年,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归政,而山东巡抚福润向清廷奏请每年赏漕米三百石的时间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六月初六日。可以看出,批准“每年赏漕米三百石”奏折的应该是已经亲政的光绪皇帝,绝对不应该是已经归政的慈禧太后。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关于广仁堂创办原因、资金来源等说法与史实明显不符,纰漏之处甚多,这些说法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地方志一类的文献,尽管其资料价值非常大,但却不能盲目采用,必须经过一番深入考证研究后才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