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华

我在烟台二中读书时，教化学的老师是班主任刘宝玲。她当时还没有结婚，不太高的个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上扎着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显得非常干练。

那时，我上课时不是交头接耳说话，就是做小动作，下了课就和同学们疯打疯闹。反正，调皮学生身上的毛病我差不多占全了。初三是临近毕业、复习功课准备中考的紧张时刻，我却因为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对于考高中的事有一搭无一搭，毫无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自习课时，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静静地复习功课，我却无所事事，心血来潮借来一支竹笛，学起了吹笛子。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笛子，吹得那个难听劲儿就别提了，反正我行我素毫无忌惮，也不管同学们烦不烦。为此，我也没少挨批评。

就在那年的学校运动会上，因为我身体瘦弱，运动员没当上，可作为观众我又坐不住，刘老师趁这个机会喊我坐在教室外面的台阶上，对我进行了又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主要内容和我在刘老师面前羞愧低头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她开头给我讲的，无非是上课要认真听讲之类的平常话，后面则指出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要向班上的好同学学习，积极上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等长大了参加工作，为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等等。这次谈话，足足有两节课时间，可是当时我少不更事，完全没有理解刘老师的苦口婆心，反而觉得像听故事一样。上课认真听讲、不搞小动作这些话我都听惯了，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但要我入团，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在我眼中，那么神圣的事，我这个调皮的学生怎么可能实现呢？这不是有点天方夜谭吗？尽管不理解，但刘老师的用心我还是懂的，不管怎么说，从那之后我在遵守课堂纪律等方面还是收敛了很多。

在我离开学校参加工作的1965年夏天，天气炎热，我敞开着上衣，裸露着像键盘一样的肋条，去西南河西岸的百货第五门市部买东西，恰好迎面遇上了刘老师。我立刻站下，恭敬、热情地叫了一声：“刘老师！”刘老师一看我那个野蛮样子，用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的声调微笑着说：“看——，把你热成那个样子了？”这句话像大热天里给我吃上一根牛奶冰棍一样，使我猛地惊醒了。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怎么能这样不文明？我有些不好意思，顺手扣上了扣子。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牢记着刘老师的这句话，再也没有衣冠不整过。

参加工作以后，在单位领导、师傅们的帮助教育下，我逐步理解了刘老师当初的教诲，工作越来越上进。如今我觉得，刘老师和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们，把一粒粒智慧的种子播撒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田里，他们希望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能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60多年过去了，刘老师也已作古，我这个学生也年近八旬，回忆起当年老师的耐心教导，仍觉得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