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媚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由北京各高校青年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形成示威洪流，携着“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等标语，冲进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在警察包围、大门紧闭的情况下，几个身材高大的学生搭人梯翻墙而入打开大门，学生一拥而入，火烧赵家楼。

带头的两个学生中就有杨振声，人称“五四”闯将。他也是五四精神的建树者和践行者，这种精神贯穿其生命始终，使其成为著名教育家、作家，为新文学、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的创立、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杨振声，1890年生于蓬莱水城。杨氏故居就在水城东南隅，振扬门北200米。

儿时的杨振声听了许多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常坐在清末制造的海防铜炮上，常摸被洋人炮弹打去“不”字的“海不扬波”石碑。他祖辈是渔民，自幼长在渔村，对渔民的艰辛生活深有体会。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先在英文系后转入中文系。当时教师相轻，新旧文学对立严重，他闻到了旧道德、旧文学的那股陈腐气味。蔡元培就任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更重要的是，《新青年》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让他勇敢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他与许德珩、杨立诚等七位同学提议驱逐了一个不学无术、品行不端的英文教员，与傅斯年、俞平伯等因为取览印刷品不方便联名上书校长，与罗家伦、顾颉刚、孙伏园等组织新潮社并编印《新潮》杂志，与《新青年》一道宣传新思想，发起新文化运动。

《新潮》的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与《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的办刊方向稍有不同，《新潮》偏重于思想、文学，以白话文“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新潮社”得到多位先贤的大力支持，蔡元培题写刊名，李大钊将新建成的北大红楼东北角一间房子拨给其作办公室，陈独秀从学校经费中每月拨付四百大洋作为其出版印刷的津贴费用，胡适多次给予指导。第一期印出后大为风行，连印3版，销售3万多册，一本杂志往往“已经翻阅得破破碎碎了还是邮寄来邮寄去”，在青年学生中迅速形成强大影响力。鲁迅评价《新潮》中的小说创作是“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

杨振声的文学创作此时也开始爆发，陆续发表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以深切的同情表现社会底层的悲惨命运。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中国提出的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从德国手中收回山东权力）被拒绝，青年们心中燃烧起怒火，杨振声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二

杨振声晚年曾自述：新事物的生长是必然要经过与旧事物的斗争，而后壮大起来的。在新旧的相激相荡中，新文学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更充实了新文学的内容，给它以真正的生命。

1919年下半年，杨振声与傅斯年、何思源等公费出国留学。留学美国期间，他一直心心念念《新潮》，不仅收转中国留美学生作品，而且一直深入思考责任问题。他认为，时下中国的新思潮发展快极，一般青年的新思想也都萌动了，《新潮》的责任更加重大，不但要用零碎的知识引导社会促动社会，还要供给社会一种有统系的知识，有本源的知识；若要把旧社会变成新社会，是要把灵魂还给她，助她完全成立，有意识，有生气，有做主人翁的资格，她就会自己选择道路。

他心系祖国命运，忧患意识不停，看到中美之间的差距，尤其看到美国人安富尊荣的现状，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卧薪尝胆奋起直追。看到人们普遍追逐物理、数学等应用学科，却忽视哲学、美术、文学、心理学等空灵之学、根本之学，认为“终是自己敷衍自己”。看到一些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久居乐土，“几乎忘了中国所处之地位与一般学生斗争之艰难，甚而反对起新文化运动”的情状，尤其痛心。1922年，杨振声与罗家伦、何思源等组成“中国留学生代表团”面见参加太平洋九国会议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和顾维钧，要求在大会上据理力争公正解决山东问题，不与日本单独会外协商。此可谓五四运动在国外的继续。后来，他更是在《侏儒与痰盂子》一文中用激烈的言辞说：“我们大中华的国民，根本要揪筋换骨一次……揪去侏儒筋，换上侠士骨。一脚踢碎痰盂子，大家一同去祛除那些狐鼠与黑老鸹子。”

回国后，杨振声没有立刻赴京任教，而是回蓬莱小住了一段时间。当地的美国传教士听说了这位当时蓬莱唯一的留学生，想要见见他，他都拒绝了。

杨振声接到多所学校邀请，最终选择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由此开始了教育生涯。代表作《玉君》被作为“现代丛书”中的“文艺丛书”第一种由北京大学现代社出版。主人公周玉君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面对父亲的包办婚姻和军阀之子的逼迫，在痛苦绝望中萌发出抗争精神，毅然与家庭决裂，选择了独立的人生道路，进而走上“反对社会的恶制度”道路。

《玉君》出版后反响甚大，被认为“是在中国创作界别开生面的长篇小说”“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对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中国新文学史论及现代小说的文字都要谈到这部作品。《玉君》一经出版便销售一空，一年内再版两次，之后多次被纳入现代文学多个主题出版系列一再出版。

手中的笔就是战斗的武器，杨振声始终紧握这支笔。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发表小说《阿兰的母亲》谴责段祺瑞政府屠杀民众、践踏民主的暴行。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创作小说《济南城上》描写人民被屠杀的惨状，后来被收入全国中学教科书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女性命运的关注，除了在小说中描写女性塑造女性之外，还注重研究从《诗经》至现代文人作品中妇女地位及我国古今文人对妇女观念的变化，形成《中国文学中妇女地位之变迁》。

三

杨振声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受命筹建历史语言学研究所、国立青岛大学等，充分发扬五四破旧立新、开疆拓土的精神，对新文学体系的建立、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跟鲁迅先生一样，在动荡的年代，杨振声意识到文学对于人民思想、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锐意创造健全的文学以改造中国，致力于“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建树新文学。

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存在诸多问题，中国文学系最难。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系都是“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面对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如何交流的问题，新文学表现得无从下手。

在杨振声看来，新文学的宗旨应该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应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和中外文学的融会，一方面要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掌握我们中国“内面的思想”，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借助于他们“外面的艺术”。在此基础上，他确立了中文系课程设置的三个标准：注重中国课程之博观，注重西洋文学，创造新时代的文学，设立了现代大学文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第一学年为史的教育，主要讲述文学史，尤其中国文学史；第二三学年主要教授文学各体研究，如上古文、汉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诗歌赋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学，重点在于养成基础知识；第四学年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证之以中外比较文学，再深之以文学专家研究。

彼时，北方大学教育改组，杨振声被选为清华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其关于新文学的宗旨观点和教育理念由此开始施行。按照沈从文的说法，“清华大学此后发展，和在中国文史科学上的贡献，却都是从这一次改组开始的”。

杨振声对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文学一门，也不限于文史领域，还在于现代大学的整体建制，其奉命筹建国立青岛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经历可见一斑。对于国立青岛大学的办学方针、任务、发展方向及教学，他都做了一系列规划和设想，并且逐一实现或奠定基础。办学方针方面，秉承蔡元培兼容包并、民主办学理念。组织架构方面，主张行政、教务、教学三位一体。注重基础设备建设，建立图书馆购买图书，建立实验室购置科学设备，建立体育馆加强体能教育，建立制度体系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为百年教育百年文化造基础。教学研究方面，要求文理学院一方面为其他学院其他学科（海洋生物学、气象学、考古学等）造根基，一方面有所建树立于学术界。教师队伍方面，邀请大批学术、文化界的“一时之彦”，还邀集胡适、罗常培、叶公超等北大清华许多著名教授短期讲学。

四

学生萧乾经常说起恩师杨振声：老师本人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他是我平生所接触的一位最平易近人的长者。他身材颀长，不愧胶东人。有儒者风度。讲话慢条斯理，而且总是先让对方讲完。今甫师讲课极富感发性，每次上课必抱着一大摞加了纸条的参考书，随讲随引。他不念事先准备好的讲义，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外国作家，他都是非常有系统地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他给了我一幅当代的文艺地图，并且激发我去涉猎更多的作品。他讲课娓娓动听，十分引人入胜，甚至使我对胶东口音也产生了特殊感情。

学生邓云乡曾经记录下一个有趣的场景：中文系开全体会，三位先生（胡适、杨振声、唐兰）都来了。当时是冬天，杨振声先生器宇轩昂，衣服最讲究。散会之后，三位相偕出去，由嵩公府夹道新楼走到前面办公处去。杨先生人较修长，穿着獭皮领、礼服呢中式大衣，戴着獭皮土耳其式的高帽子，嘴中含着烟斗，走在最前面。胡先生身穿棉袍子，蓝布罩衫，还夹着杨先生的黑皮包，走在后面。唐先生又稍后些。三人边说边走，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同学，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杨先生是校长，胡先生顶多不过是个秘书而已，哪能从他们的衣着中看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呢？于此也可以看出，这几位先生的风范了。

杨振声的音容笑貌、真我风流，梁实秋是这样说的：身材修长，仪表甚伟，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犹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