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与硬汉形象

2023年09月01日

贾小瑞

一提起硬汉,可能不少人马上想到的是海明威塑造的桑迪亚哥和高仓健扮演的杜丘。殊不知,与我们近在咫尺的蓬莱籍作家杨振声笔下的硬汉便风骨独具、个性十足。

硬汉三义

硬汉之所以让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弘扬正义的热血,他们的脊梁挺立着行侠仗义的铁骨,他们的生命飞扬着国之大义的魂魄。且看杨振声三篇小说《报复》《抛锚》《荒岛上的故事》中的主人公。

《报复》的主人公是两位渔民,高二与刘五。二人结仇源于婚姻买卖制度与抢亲的原始习俗。高二捷足先登,聘下小翠,但尚未婚娶。后来刘五多出彩礼钱,小翠妈转而将女儿许配给刘五,但高二不是逆来顺受之人,“他不怕硬只怕软,一句好话会使他像绵羊一样温顺,可是你若撞翻了他的脾气,他就不同你客气,哪怕你是块石头,他也拿头撞你个粉碎”。高二果敢地行动起来,在刘五娶亲的头三天晚上,约了一群好汉抢亲成功,和小翠开始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作品写到此,应该说已经初步确立起了高二的硬汉性格。此时高二的“硬”表现为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他对自我利益的维护不是源于自私自利的狭隘,而是符合当时的地方习俗与道德传统的,带有明显的正义性,这也是他的抢亲行为能得到他人帮助、能得到女方认可的根本原因。刘五其实也是小翠妈买卖婚姻、见利忘义的受害者,他之后对小翠的报复虽然是恶性行为,但同时又有让人体谅之处,体现着刘五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有着一定的正义性。

这样,两位站在正义的基石上硬碰硬的人物将矛盾在岛上公开化、白热化,“岛上的人,心里都为此事有点紧张,头顶上像是要打雷”。但一场突如其来、置人于死地的海浪改变了事情的进展方向。高二在不知遇难者为谁的情况下,在风浪中救下刘五,且差一点搭上自己的性命。至此,高二的硬汉形象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其与风浪搏击、不畏险恶、直面死亡、行侠仗义的壮举显示了人类的豪强与善良。这之后,高二、刘五的心理都发生了逆转,原有的仇恨消失,但碍于情面,还是互不交往。新的转机及时出现。一次,高二收账回来,背着很重的钱褡子,因醉酒就睡在庙门洞里。跟踪而来的小偷伺机下手,默默守护的刘五跳出与之打斗,保护了高二的钱财,但不出面邀功,一直守护到天亮后默默离开。高二酒醒后知道了此事,内心深受感动,就邀请刘五同过端午节。酒后吐真情,两个男人尽弃前嫌、称兄道弟,“冤家变成亲”。在这两位硬汉身上,我们都感受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侠义互助之德的奉行。

《抛锚》中的穆三尽管有着豪横、霸道、浪荡的不良品性,但仍然不失为一位典型的侠义之士,因为他有着同情弱小、打抱不平、仗义行事的优点。因此,在当地人眼中,穆三是一条江湖好汉,这一点可以从小乙的视点捕获,“小乙也看穆三是一条江湖好汉,他有点崇拜这个人”。一个“也”字表露出大家对穆三的普遍认可。小乙是一个17岁的孩子,头年父亲去世后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鱼养活全家,但性格懦弱,“水绳子打枣,直不起腰来”。穆三同情这孩子,从未赊过他的鱼。当穆三听说刘四欺负孤儿寡母,将小乙家的渔网敲诈而去、小乙一筹莫展后,就主动带着小乙偷了刘四的渔网和鱼。偷窃自然是不值得称赞的,但穆三的偷窃行为有着伸张正义的成分,也有着帮助小乙历练成硬汉的古道热肠。他鼓励小乙说:“你这把骨头,还打不出一个硬汉来?走!”被偷的刘四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但他老谋深算,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穆三,就用好酒好菜邀集了十个人,以“恶人先告状”的狡诈赢得了大家的助力,绑架了穆三的相好何二姑,闹闹哄哄要将其抛海。穆三得到消息后不是躲藏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换下何二姑。他的主动出现不是来自对解决矛盾的自信,也并非主要出于与何二姑的恩爱之情,而是敢作敢当、绝不拖累他人的傲骨与硬气。作品这样写:“穆三冷冷地道:‘用不着动手,你们放了她,绑起我来。好汉做事好汉当,偷鱼的是我一个人,并不是她!’”这些镇定自若、毫不畏惧的话语是穆三在死神面前发出的,他的英雄气概、豪爽侠义尽显无遗。结果,穆三救下了何二姑,自己却被绑着石头抛入了海心。

《荒岛上的故事》中的主人公武诚是一名青年渔民,他用五年的辛苦劳动赚得一艘新船,维系着一家四口的生存需要,但日寇侵占了岛屿,逼迫武诚为他们驾船。武诚眼睁睁地看着爱国青年被屠杀。在政治暴力与血腥人性面前,武诚无比厌恨,但反抗则死的预期结果令他畏惧、怯懦,他服从听命以保全自己与全家,但因此又充满耻辱之感。其实,武诚内心的耻辱感就混合了自我尊严与人人平等、民族独立、同胞情深等多种精神需求,暗藏着朴素的个性要求与人道意识,埋伏着反抗的可能,而将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力量是来自女青年的激励。武诚目睹了爱国女青年被害时的情景:“那女子一副骄傲的神情,她答话的勇敢,危难时的那种急智,都活现在他眼前。”武诚怀着无比的崇敬掩埋了女烈士的尸体,下定决心为壮烈牺牲的同胞复仇,最终他巧妙设计了漏水事件,与满船的敌人同归于尽。从下决心复仇到临死之前,武诚没有犹豫不决、没有恐惧悲哀,有的只是镇定自若,是伸张正义、捍卫民族尊严的骄傲与豪壮,其精神的伟岸、性格的刚毅呈现出硬汉的内在之美。武诚身上的“国之大义”更多是从感性出发,似乎缺乏明确清晰的民族意识,但是他在对抗外族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爱护同胞方面,与民族英雄有着同样的内质,同样壮烈、凝重,让人高山仰止。

胶东英雄

硬汉可谓杨振声笔下最神采飞扬的人物。为什么杨振声能刻画出如此铁骨铮铮、侠肝义胆的感人形象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妨从传统文论观“文如其人”的角度探究一番。

苏轼在谈及苏辙的人和文时曾说:“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明代田艺蘅在品评诗歌时曾言:“诗类其为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飘逸,所以诗飘逸;子美做人沉着,所以诗沉着。”这些观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作品的审美个性源于作家的人格品质,是作家灵魂之影的投射,但具体到作家和人物的关系则是复杂的。有的人物是作家自我的艺术化,有的可能是作家熟悉的亲朋,有的还可能是作家想象的产物。简单粗暴地把作家和人物直接用等号连接起来是很不科学的,我们只能在审美意义上将作家和作品联系起来评价。因此,我认为,硬汉形象的卓然不群使杨振声的部分小说发散出一种正气凛然的崇高之美,这种美是作家人格的自然外化,有着文与人水乳交融的相通性与一致性。

杨振声出生于山东蓬莱水城。蓬莱“是个偎山抱海的古城”,也是胶东大地上的名城。胶东大地是培养英雄的热土,同为烟台籍的著名作家峻青曾这样总结:

“胶东,这块苦难深重的土地,向以民风强悍而著称。自古以来,反抗官府黑暗统治和豪霸残酷压迫的农民斗争,就像那汪洋大海的波涛似的,在海莱山区,在半岛各地,汹涌澎湃,持续不止。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在这儿发生,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儿涌现。唐赛儿、曲诗文,就出在海莱,于七则出在莱栖交界的唐家泊。至于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这种超越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新型英雄人物,就更是层出不穷了。”

蓬莱最有名的英雄大概就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了,他的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直抒胸臆,表达了仁人志士为国为民的宏大抱负。戚继光抗敌的光辉故事在蓬莱可谓妇孺皆知。水城是戚继光训练水师的地方,当年的大铜炮是年少的杨振声常去看的遗存。想必出生、成长在水城的杨振声一定会把戚继光当成自己的榜样去敬仰、去学习,这一定在潜移默化中培育了他的爱国情操与英雄情结。

杨振声在水城读完私塾、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蓬莱八中,1915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秉持“兼容并包”的思想,延揽学界领军人物任教,为学校带来了勃勃生机。此时的杨振声正处风华正茂的大好时期,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才华横溢,热衷于新文学运动,积极参与新思想的宣传活动。1918年秋,受《新青年》的思想启蒙与精神鼓舞,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运筹帷幄,成立了新潮社,并酝酿编印《新潮》杂志,杨振声被推为杂志编辑部主任。《新潮》杂志以“文艺复兴”相号召,刊登了许多宣传文学革命的文论和小说、诗歌等白话文作品,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蔡元培还亲自为刊物题写刊名。杨振声的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陆续在《新潮》发表,其鲜明特色正如鲁迅称赞的那样——“极要描写民间疾苦”。从这些活动与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杨振声不是困守书斋的清寒之士,而是关注下层苦难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天下为己任,他把对正义光明的追求和对民族兴旺的抱负与个人前途紧紧捆绑在一起,这一点更突出地表现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如一把火,点燃了中国所有爱国者的心。杨振声怀着强烈的义愤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号召同学们反对北洋政府签订卖国条约。他参与各校代表集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书写“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的标语。5月4日下午,杨振声和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勇敢无畏地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是当时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之一。之后,杨振声还以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与其他三人到警察总署讨要被扣押的宣传品《五七周刊》,结果被反动军警关押了一个星期。杨振声曾在1949年5月4日的《进步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如此回顾那时的情形:“反帝、反封建在一般青年中掀起无比的热潮。我同许多青年一样,站在潮头上呐喊。我参加过《新潮》杂志社,在班上挨先生的骂,下过监狱,在家中挨父母的骂。至少在旁人看来,不能不算前进了。”确如斯人所言,杨振声是勇立时代潮头的弄潮儿,他大声呐喊、果敢行动,国家的需要就是他的目标,人民的福祉就是他的方向。他曾说:“责任应负在每个人的双肩上”,而他自己义无反顾地把历史重任扛在自己肩上,永不卸下。

杨振声的凛凛风骨、浩然之气与他笔下硬汉的崇高之美、与他脚下的胶东热土不正是相映成辉、彼此照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