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

那是在我梦中时常出现的场景。

门楼旁、枣树下，放着一篮桃子。石头上坐着姥姥，旁边蹲着我。姥姥挑出一个好桃子，削掉皮递给我，再将坏桃子挑出来，剜去腐烂之处自己吃。我边吃边看着她继续剜坏桃子吃坏桃子，一直在努力纠正她：从好桃子开始吃，就一直吃的是好桃子，否则就一直吃的是坏桃子。她笑笑，依旧我行我素。

枣花簌簌飘落，地上一片黄，香气灌满小院儿，蜜蜂结着伴儿飞舞。姥爷坐在家中唯一带后背的椅子上，抚摸着怀中小表弟的后背、后脑勺，听他喋喋不休地说东说西，眼中都是宠溺，脸上全是满足和自豪。表弟调皮，把人家的草垛给点着了，被人找到家里来，姥爷的脸上照旧笑意满满。窗台上放着一个啤酒瓶，每当表弟说“我要尿尿”，姥爷便欣喜地拿过瓶子，事后还举起瓶子，对着窗户欣赏一番。

母亲兄弟姊妹六人，她排行老大。我从小住姥姥家，长得可人，小嘴儿又甜，在姥姥门上，是妥妥的团宠：姥爷的伊嫚嫚、姥姥的小闺女、舅舅们的小姑娘、姨娘们的小妞妞……但我好像从来没有坐进过姥爷的怀里，没有接受过他这样的抚触和凝视。以前的我对此并没有知觉，如今想来才心下了然——表弟是姥爷的孙子，长孙；我，是外孙女。

街门直响，没人来，那是风。风裹挟着大雪，一头一头地撞门。它那么凶，谁给它开门啊？它恼羞成怒，越过墙头俯冲进院子，卷起门旁的一堆玉米叶儿就上了枣树顶，把树枝上落的白雪都撞掉，扑簌簌落在房瓦上。或许察觉到窗户纸后面的我正在偷看，它一拂袖子就迷了我的眼。“哎呀！”我捂住眼睛。

“离窗户远点儿，那儿冷。”姥姥正在给我缝棉袄，衣襟和袖子都接了一截，棉花也续了一些——我又长大了。“来吧，小闺女，试试！”

我站起来，穿上新棉袄，低头看看衣襟，长短正好，伸伸胳膊，袖子也合适。我咬着嘴唇笑了笑，对着窗户纸上的那个洞——就是刚刚我看窗外的那个洞，猛甩了一下袖子，哈哈哈……

太阳火辣辣的，烤得知了一个劲儿地叫，没有一丝风，我躺在枣树荫里醒一阵儿，迷糊一阵儿。姥姥坐在一旁用麦秸秆编扇子，不时地给我扇几下。蒙眬中一道道红色的弧线划过，那是扇子头儿上姥姥用红毛线做的绒球。姥姥脚边放了几把已经做好的，她要给太姥爷、太姥姥（母亲的爷爷奶奶）、姥爷每人做一把，还要给我们11个表兄妹每人做一把。姥姥的手一刻不停歇，我看不清她手指的纹路，只看见裂开的、大大小小的口子。她的脚，稳稳地立在地上。

母亲说过，姥姥有一双大脚，厚实有力，能支撑她挑着100斤的粮食担子走到莱阳城——那可是60多里山路啊。姥姥如此威武，却也无法独立承担侍奉双亲、抚养六个子女的重担，当时在县供销社工作的姥爷被迫回家。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听人感慨，直言姥爷可惜了。姥姥和姥爷却好像从未提起过。姥爷不抽旱烟，喝茶闻香，中午小憩，说话走路慢条斯理，从不大声嚷嚷。他身上有股农村人不多见的儒雅气，村里有什么红白大事儿甚至矛盾调解，都爱找姥爷出面，母亲兄妹六人只有大舅继承了这股气质。姥姥能干也爱唠叨，手脚不闲着嘴巴也不停，无非说姥爷不会干农活儿，不擅长打算农事儿，姥爷呢总是坐在那里不说话。

姥姥盘腿坐在炕头，抽着我卷的旱烟。姥爷坐在炕旁边的杌子上，不时地喝口茶。母亲、姨娘、舅舅们有的坐在炕上，有的立在地下，有的在灶间忙活。姥姥家是老房子，木棂窗，小间口，吃饭时挤满一炕，二姨夫和三姨夫常常要坐在外围的窗台上，窄窄的窗台只能搁下他们一半屁股。

坐不住的我们，抓着一把小石子，挥着一根小木棍儿，跑进来，跑出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有的根本见不到人影，饭做好了要满街吆喝。东西南北的胡同里，只听见吆喝声，不听见应答声。正不耐烦时，两位小表弟扛着鱼竿提着渔网慢悠悠地走来，手里还拎着半袋子鲫鱼，衣袖裤腿湿漉漉的，一脸的汗，一脸的笑。

姥姥在院子里种满各色蔬菜，包括一畦小葱、一畦韭菜、一架黄瓜、一架豆角、两排茄子、三列西红柿、一排小辣椒等，还有自己长出来的苦菜、荠菜、蒲公英、车前草，任由它们恣意生长。它们跟笔挺的香椿树和华盖硕大的枣树一起，将小院儿填充得满满当当。那时姥爷已经离开，我们一个一个也长大离开了，求学的求学、求职的求职，姥姥的日常时间也变得空空荡荡，幸好有这些小菜陪着她。母亲、姨娘、舅舅们回来，姥姥就摘根黄瓜，摘个西红柿，摘根茄子，再摘把豆角，拔两根葱，割一把韭菜，甚至抠几棵荠菜，做成菜或做个汤。母亲、姨娘也会带几样菜，鱼啊肉啊什么的，还有零食。那些零食常常会让我产生错觉，似乎她们互换了母女角色。

后来，姥姥也走了，小院儿的门关上了，像坛子封住了口。只有草儿们，依旧伴着香椿树和枣树生长。那些蔬菜，还有我们，都随着岁月一起沉淀在小院儿这坛酒里，在我们以后的人生中发酵泛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