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健

小时候，我最爱家中放在五斗橱上的收音机。那时没电视，一个木头匣子亮着小灯，有人躲在里面哇啦哇啦讲故事，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无法抵御！我把椅子拖到五斗橱前，又放上一只小板凳，人再爬上去，几乎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故事。外婆用吴淞土话唤着我小名，笑道：小猫翌，小猫翌，你怎么把头钻到无线电里去了……

回忆总使我激动。我的文学梦就从那时开始。广播剧、配乐朗诵经常让我热泪盈眶，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就这样铭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萧平老师的《三月雪》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当时热播我至少听过三遍！男女播音员充满激情的嗓音，回肠荡气的配乐，枪声、风声、战马嘶叫声……在我耳边久久盘旋，小娟与英雄母亲的遭遇揪住我的心。你说，这样的小说，我一辈子能忘得了吗？

于是，萧平老师悄悄走进我的人生。

一

出生在上海的我，从没想到自己和胶东这块土地会有什么瓜葛。父亲是南下干部，母亲是上海本地人，“阿拉”之类词语是我的母语。1969年春天，我还没过16周岁生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就把我卷回了父亲的老家乳山县矫家泊村。

当我意识到自己将一辈子扎根小山村，像牛一样拉一种叫作“豁子”的农具犁地时，恐惧感油然而生。虽然我对祖先们生活过的青山绿水很有几分感情，但我断然不愿在此久困。我一改从小调皮贪玩的习性，在油灯下展开突围的奋斗。我选择了写作，居然想当作家！这胆大妄为的念头，很可能是我爬五斗橱听收音机时种下的。

我把身边的人和事，编成形形色色的故事。正如矫家泊人所言：矫健是属驴的，吃进一捆胡秸拉出一领席来——现编现拉！我把故事讲给邻居家的小孩们听。当时，生产队发给每一户社员大量花生果，要求剥出仁来交公粮。我也不例外，背回两大麻袋花生果。我就让小孩帮忙剥，一边眉飞色舞讲着故事。花生很快剥完了，可是拿到生产队里一称，出仁分量远远不足。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让孩子们偷吃了！原来不是我的故事有吸引力，而是花生仁召唤他们聚集到我身旁。我倒不太心疼那些花生，只是有点伤自尊。

我深感需要老师，需要范本，因为作家毕竟不是驴。我姑家南寨是个大村，不像矫家泊，算上我这新户才81户人家。我终于在那里找到一本极具战略价值的书——1958年中国作协编辑出版的优秀短篇小说选。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活跃的作家都有作品入选，萧平老师的《三月雪》也在其中。我眼睛一亮。这篇从小感动过我的小说自然成为范本，反复阅读咀嚼——哪里是转折？哪里是高潮？情节如何铺垫？气氛如何渲染？什么地方最叫我激动？激动的因素是怎样构建的？哦，那劲头恨不得把每一个字吞到肚子里去！

我至今记得那大雪纷飞的严冬。因为我独居四间瓦房（下乡后老爸出钱给我盖的），烟火冷清，土炕冰凉。毫不夸张，屋里的水缸都结冰了，我每次喝水要用一块石头把冰砸开。我坐在一张小炕桌前，身披厚厚的棉被，一边看一边写。那小炕桌是我赶集买来的，楸木的，很结实。村里年轻人吓唬我，说那是从坟墓挖出的棺材板子做的，夜里会放出一片红光！我虽有点害怕，但认定小桌有灵气，就趴在上面一口气写了一百多万字小说。当然，全都是废品。然而正是这一百多万字的废品，和那本好不容易找来的文学范本，使我最终成为一名作家。并且，小屋也不冷清，萧平老师以及其他文学前辈正引领着我，轰轰烈烈地向文学进军！

写作时经常需要暖和手，我把两只巴掌压在紧盘着的大腿下面，眼睛望着窗外浮想联翩。透过纷飞的雪花，我看见了南河，南山。越过群山再往南，有一个叫育黎的地方，相隔我们矫家泊约四十里地。我从公社中学一位语文老师口中得知，萧平姓宋，就是育黎人。他很早参加革命，还在我们这一带的村庄教过几年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读大学走了，先是在济南，后来上北京做研究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我很为这个信息激动了一阵子，原来我敬仰的萧平老师是我的老乡，离矫家泊这么近！望着南山我想入非非：如果他还在周围村庄教学多好啊，我立刻背起书包上学堂！可惜他走了，我无缘做他的学生。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见着萧平老师一面……

二

我的创作道路走得比较顺。艰苦训练三年，我19岁就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第一篇小说，不久被借调到乳山县文化馆。1975年出版第一本书，名字傻而长，叫作《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同年，我被调入烟台地区话剧团当编剧。借助笔杆子撑杆跳，我轻轻一跃，告别了矫家泊，跳入烟台文化圈。

我终于见到了萧平老师。大约是1978年吧，我已经由话剧团调入烟台地区创作组。我们的创作组长林雨，曾是闻名全国的军旅作家，“文革”时被下放到老家莱州，平反后就安排在烟台工作。萧平是来看望林雨的，当时他已从内蒙古师范学院调回烟台师专。那天我正在生火炉，天很冷，创作组空旷的办公室就靠这炉子取暖。一位穿黄呢大衣、戴眼镜的清瘦男子推门进屋，向我打听林雨。林雨住在楼上，正好下来，叫一声“萧平你好”，便上前握手。我怔住了——他，就是萧平？就是那位从小影响着我的作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感觉就象做梦一样！

那天还有一位著名剧作家也在场，他叫刘荣桂，当年写过一部歌剧《红霞》，红遍全中国。他也下放回原籍，还没“摘帽”，现正悄悄地帮文化局写戏。我不断捅炉子，把炉火烧得彤红。三位作家高谈阔论，不时开怀大笑。他们谈什么我记不清了，但那气氛如炉火一般热烈，烤得我的心滚烫滚烫。一瞬间，我产生一种感觉：我加入了一支队伍，周围都是我敬重的人，我跟随他们前进，目标就是文学！这不正是我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吗？

应该说，“文革”给烟台文学界带来了意外收获，如果不是迫害与动荡，这些国家级作家很难如此集中地出现在烟台。这一特殊现象对烟台文学界影响深远，我们下一代年轻作家都受益匪浅。在林雨领导下，地区创作组出了王润滋这样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当时在西南河菜店卖菜的卢万成，创作才能被林雨发现，收作关门弟子，后来写出一系列优秀小说，成为山东文坛一员大将。萧平老师先任烟台师专中文系主任，后任师院院长，更是带出一批作家学生。我和张炜，原烟台创作室主任马海春、一级作家藤锦平，还有省创作室专业作家李曙光，都曾亲受萧平老师的教诲。在这里，我要提起一个奖项——全国优秀小说奖，它是鲁迅文学奖前身，两年一评，是文学界最高奖项。1979年萧平老师的《墓场与鲜花》率先获奖，1982年、1984年张炜和我各两次获奖，师徒三人一共五次获得全国奖。作为一个地区级师专，这样的创作成就在全国是罕见的。再加上王润滋的两次获奖，我们烟台在短短几年间7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我统计过，这数字远远超过许多省市，甚至超过上海。假如烟台独立编一部文学史，这无疑是最辉煌的一章！

现在萧平老师、林雨先生、刘荣桂先生都已作古，但多年前三位作家相会，年轻的我激动不已，不断捅炉子那个场面，依然深深保留在我的心底。这样一个文学高潮的形成，是和这些优秀作家分不开的。他们来到烟台，就像一场春雨无声地滋润着这块文学土地，他们存在就行了。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文章行为，自然会形成一个气场。我们后辈作家借着这股气起飞，就容易许多。文学传承往往于无形中完成，这是十分奇妙的事情。在此我忍不住站起来，向烟台前辈作家鞠躬，郑重道一声：谢谢！

三

此后，我与萧平老师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他为人的风格与作品留给我的印象相近：温文尔雅，含蓄而实在，平易近人却又严肃，有一种内在的威严。总之，在我眼里萧平老师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型作家。

此时的我，已经能够理性地分析作家的作品。对于萧平老师的小说，我也进行了更加全面的阅读、客观的评价。萧平老师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品质：诗意，优美，夹着一丝淡淡的惆怅。《三月雪》并没有因战争的酷烈而冲淡诗意，小说结尾处小娟眼泪打湿母亲遗留的日记本，三月雪又飘来幽幽的清香，为作品定下不可动摇的美的基调。我还特别推崇《玉姑山下的故事》，对于少男少女朦胧情愫的描写，至今在我心中留下甜蜜、惆怅的感觉。当小凤骑着一匹枣红马在山谷奔驰，而男主人公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深山密林中时，我也痴迷了。这篇小说具有某种先锋性，对爱情进行了深层次探索。要知道萧平老师写作的主题是战争，而他笔下流溢的是情感、彰显的是人性光辉！这导致在那个时代，萧平老师的小说经常被当作“人性论”的典型批判，正因如此，他也以鲜明的个性与一批红色经典作家区别开来。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萧平老师在儿童文学界影响很大，《海滨的孩子》从1954年问世，一直作为儿童文学的名篇流传。直到1983年还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玉姑山下的故事》也常被列入儿童文学范畴。由此可见，萧平老师保持着一颗童心，这也是他创作的秘诀。真情与童心相通，皆为文学的圭臬，他深谙美学之道，所以能让自己的作品飘逸出那么一股清纯、隽永的好滋味。

在文学圈里，称前辈作家为老师很常见。十分难得的是，萧平于我不仅是这层意义上的老师，他还亲自执教，给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文艺理论课。 （下转A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