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

烟台山的灯塔闪着光辉，海鸥伴着海风翻飞，远处的小岛身影朦胧……

“妈妈，我饿了。”小儿子的声音唤回我游离的神思。大女儿也点点头，他们双双把视线移向流动的小吃车。儿子选了烤肠，女儿点了焖子。婆婆没说话，看着那辆烤地瓜的小车。

烤地瓜的味道挺香的，婆婆咬了一口说：“还挺甜，你也买一个吧。”我摇头。

想起上大学时，每个周末，跟舍友出去逛街，舍友总会买一个冒气流油的烤地瓜，咬一口便张着嘴咝溜着，那声音里有被烫着的疼，有渴望品尝美味的急迫，还有得偿所愿的喜悦。舍友也总是鼓动我买一个，可我从来没买过。

我吃过太多地瓜了，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吃地瓜中度过，我觉得已经把此生所有的地瓜都吃完了，不想再吃了。

生长于胶东半岛山村的我，儿时不知丘陵与高原，只知村庄四周全是山，南塂北塂西塂东塂，到地里干活儿不叫下地，叫上山。或许是地势的起伏、交通的不便，造成了生活的曲折、成长的坎坷，当然更多的是时代使然，那会儿的生活很艰苦，衣服不论好歹凑合能穿暖，肚子却总是填不饱，顿顿吃的都是地瓜饼子。

母亲在锅底扣一个泥盆，周围添一圈水，洗一盆地瓜浸入水中，锅边贴一圈玉米饼子，泥盘上再搁一盆冒尖的白菜丝，里面埋一条小咸鱼，然后盖上锅盖，大火煮20分钟，小火煨10分钟，再焖上5分钟就可以起锅了。锅盖冒着腾腾的热气立起身，地瓜们挣开或红或白的外皮，裂开笑口，露出里边黄色或红色的瓤。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饭食。

饼子干噎，地瓜黏噎，吃多了还烧心。记得那时家里养过一只小狗，也是顿顿喂它吃地瓜，它的肚子越吃越大，越来越胀，最后胀死了。

虽然我不想再吃地瓜，可是一看到地瓜，一想到地瓜，心里还是欣喜的。一块块地瓜从地里刨出来，摆在地面上，硕大、光灿。父亲的脸上挂着笑，我也很开心。村头挖了一个大平塘，挖出来的泥堆成一个大土坡。父亲坐在半坡，身前放着两个大扁篓，一个空空如也，一个盛满地瓜。他把擦铳子放在空篓里，一手扶稳，一手拿起一块地瓜来回擦，地瓜片纷纷落下。很快，这个篓变满，另一个篓变空。

那时我只有三四岁，挎着最小的那种扁篓。父亲放三四片地瓜片进去，我把它们带到远处，一片一片摆放在山坡上晒太阳。五六个好日头后，地瓜片就晒成了地瓜干，再一片一片收起来，装满大扁篓。父亲在小推车两边各放两个大扁篓，慢慢抬起来，稳稳地推回家。地瓜干留一些自己吃，大部分都卖掉。

这是生地瓜干，还有一种熟地瓜干。母亲将煮熟的地瓜切成片，我一片一片扎进战战棘子（学名柘树）又长又硬的刺上，然后父亲把挂满地瓜片的根根棘条挂在屋檐下。用不了一个星期，寒风就会将之变成嚼劲十足的地瓜干。当肠胃喊饿的时候，它是很好的抚慰佳品，也是打发漫漫冬日的上好零食。

虽然不想再吃地瓜，可是又怎能忘得了地瓜？它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它抚育我长大。

婆婆说岂止是你，地瓜救了多少人的命啊！这个我略有耳闻。地瓜是外来物种，明朝时一个福建人冒着生命危险从菲律宾带回一根藤蔓，很快它就爬遍中国。它耐旱易活，产量极高，生熟都可吃，着实救了很多人的命，尤其是在民不聊生的战争年代和饥荒年代。地瓜的香气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飘扬了几百年，早就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早就渗进了人们的骨血中。

地瓜能生着吃、煮着吃、烤着吃，能晒成地瓜干，还能做成糖、磨成粉做成面，还能做成粉条、凉粉、淀粉……但地瓜能够酿成酒，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是在牟平，朋友拿出一瓶酒，说是薯香型，用地瓜做的。哦，对了，地瓜学名红薯、甘薯。端起一杯，凑过鼻子闻了闻，熟悉的白酒辣味扑鼻而来，跟记忆中父亲喝的老白干差不多。

“就是老白干啊！牟平白干。”朋友如是说。

我一时之间有些愣怔，难道父亲喝的老白干就是用地瓜干酿的吗？我又想起小时候摆放在山坡阳面晾晒的那些白白的地瓜干。除了留着自己吃的那些，其他的难道都酿成了酒？

“不对，这酒不太一样，有股水果香味儿，里面加了水果。”

“没有。原料纯而又纯，就是地瓜。只不过不是普通的地瓜，是烟薯25。普通地瓜糖度达到7，烟薯25能达到40，比一般的水果还要甜。你说的果香正是薯香。”

我得带瓶回去，给老姨夫。他总是怅惘再也喝不到老白干——当地的酒厂早几年关门了。我似乎看到在老家的炕头上，老姨夫满斟一杯，慢慢举起，鼻下嗅闻一番，轻启嘴唇抿一抿，然后轻吸一口，闭紧双唇，让酒在唇舌之间充分漫溢，漫溢至喉咙，然后是胃肚。所过之处，掀起一股味蕾与酒香的激情热舞。舞蹈是美的，是香的，看老姨夫陶醉的表情就知道。

“这不是普通的烤地瓜，是烟薯25，真甜。你买一个尝尝！”婆婆还在鼓动着我。

看着黄红的瓤，闻着随热气袅袅飘散的香，看着婆婆鼓动的眼神，我有些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