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

我和老王认识半年有余。老王是某市级机关夜班保安，他的工作是负责地下一层停车场的安保。

从去年开始，这个拥有1000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每晚8点到次日早上7点以及周六、周日时间段向社会免费开放。于是乎，周围的住户和去附近商超消费的车主们蜂拥而至，停车场较以往热闹了许多。

我选择去老王工作的停车场停车，倒不是贪图省几块钱的停车费，主要原因是小区地下车位已经满满当当，我又舍不得爱车在露天停车场风吹日晒雨淋。

常去停车，自然就认识了老王，一来二去熟络起来，我们竟成了朋友。忙时彼此点个头，或者简单打声招呼，不太忙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和他聊上一阵子。

老王今年60岁，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净，四方团脸，大腹便便，看起来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每天上下班时，他总喜欢背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戴一顶太阳帽，打扮得像一个旅行客。

老王和我聊的最多的是他的家事。

老王有一双儿女，女儿已经嫁人，现在是全职太太，生了两个女孩，大的6岁，小的3岁。女婿个头不高，模样一般，脑袋瓜却很灵活，又肯干。小伙子原来干过海员，现在上了岸，买了一辆大面包车，拉人干活跑工地，算是个小包工头，一年下来也能挣个十万八万的，小日子过得挺滋润。老王的儿子30岁，会厨师手艺，现在在加拿大打工，至今未婚。儿子出国4年了，准备再干两年回家，娶个媳妇成个家。

老王的家住在迎春大街南头的董家庄。董家庄其实是他岳父村，他的老家是董家庄南边的朱塂堡。

老王是在1994年搬到岳父村居住的，那时候女儿3岁。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的工夫有30个年头了。老王郑重地向我强调，他虽然住在岳父村，但不是上门女婿。看到他一脸严肃的样子，我笑了。

说到自己为什么搬到岳父村住，老王叹了一口气说，让“穷”字逼的。结婚头几年，两口子土里刨食，辛辛苦苦干，到年底一算，除了平日里的家使家费开销，到头来落了个两手空空，剩不了几个钱。老王说那些年过的穷日子像膏药般粘住他们，总也挣不脱，甩不掉。

穷则思变。妻子和他商量：“总这样守穷也不是办法，要不行咱们搬回我娘家住吧。我17岁下了学就跟爹学做豆腐，大小也是门手艺，咱回去做豆腐。我做你卖，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光景起码比现在强。”老王琢磨着妻子的话有几分道理，就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了。回忆起当初的决定，老王说那时候他也别无选择，自己没一技之长，光靠出蛮力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寻条活路，和林冲上梁山一样，是被逼无奈。

老王岳父所在的董家庄是十里八乡闻名的“豆腐村”，全村500多户人家，有400多户做豆腐、卖豆腐。可以说，是豆腐养活了一村人。

到了岳父村，老王盘下了一处废弃的饲养院。这个饲养院虽然距离村里远了点，但院子空间足够大，还有四间大瓦房，住家、做豆腐两相宜。买这个院子花了两万块钱，老王手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只能投亲靠友，东借西拉。

身上背了债务，就有了压力和动力，债务是无形的鞭子，催着他们夫妻俩咬紧牙关拼命往前跑。

老王很健谈。我让他讲讲怎样做豆腐。老王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他的三年“豆腐人生”。

夫妻俩支起豆腐坊。刚开始时，妻子每天做一包豆腐，每包豆腐需要泡发15斤豆子，每斤豆子最多能出二斤七两左右豆腐，每包豆腐40斤左右。妻子做好了豆腐，卖就是老王的事了。老王骑着摩托车栉风沐雨，走村串户卖、蹲市场卖，一包豆腐除去所有费用能赚六七块钱。随着技艺娴熟，主顾增多，后期妻子又增加产量，做两包、三包，工作量大了，产量高了，老王的收入自然增加不少。

老王家做的豆腐一直沿袭古法，口味地道，耐煮，筋道。在老王看来，当地“小白荚”豆做出的豆腐口味最有本地特色、最正宗，是现在市场上膀大腰圆的美国大豆无法比拟的。当地的小白荚豆是玉米地里间种的，每亩产量只有几十斤。妻子每天晚上将豆子捡净称好，泡发一夜，第二天早上将泡发好的豆子上石磨推成粕后，再上锅烧制。烧时，锅底的火不能太硬，最好不要烧煤，要烧木渣。上了锅的粕要用大木勺子不停搅动，防止粘锅，一旦粘了锅，做出的豆腐有糊味不说，吃起来也发苦，影响口感，当然就没了销路。这个搅拌过程是个辛苦活儿，偷不得懒。正应了那句老话儿，你熊它，它也熊你。

老王“点”豆腐时用的是盐卤水。这种卤水原先是从孙家滩和莒城盐场买液体的，后期是用临沂产的固态的。这两种形态的卤水使用起来各有利弊。液体的不好贮运，但方便使用。固体的易贮运，但每次用时要按照比例加水稀释，费点功夫。至于后期有人用石膏“点”豆腐，老王一脸的不屑。他坚持说石膏做出来的豆腐不好吃。

在老王看来，最原始的制作方法才能制作出味美的豆腐。老王说，压好的豆腐冒着丝微热气，甫一解开豆腐包上的纱布时，豆腐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黄油，大豆的香气扑鼻而来。那种色、香、味的妥帖与快乐是无法言表的。

我看得出来，老王回忆起当年做豆腐的经历，眉宇间含着笑，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啊，劳动是快乐的，劳动者是美丽的。

我问老王，后期为什么不干了？坚持下来也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呢。老王说，随着市场无序竞争，不良商家掺假使诈，坚持传统做法的老王被挤出了这一行当。虽然心有不甘，老王也还知足，做豆腐三年，改善了生活质量，还清了债务。他挺起了腰杆。

老王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聊天中，他多次提到当年岳父对他的提携与帮助。刚到岳父村时，小两口家底薄，岳父慷慨地将自己做豆腐的全套工具倾囊相送，还帮他赊豆子、拉关系。虽说岳父是看在女儿面子上百般帮衬，但这份情，老王铭记在心。

豆腐生意黄了之后，老王开始了20多年的打工生涯。他先后干过工地杂工，收过废品，打过鱼，种过菜，当过帮厨，足迹遍布胶东。疫情出现前，他在青岛一家服装厂食堂打工，后来工厂歇业，便回到烟台干起了夜班保安。

我问，到了60岁快退休了吧？老王眼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他说，哪里有退休？兔子转山坡，转来转去回老窝，到老也没个稳定工作。我一直没交社保，只交了最低档的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农合，明年过了生日就能领养老金，每月也就领几百块钱，根本不抗用。

我又问，你们村不是拆迁了吗？拆迁了怎么没交失地保险？老王回答，村是拆了，大伙儿也上了楼，不过村里的土地没有全部征完，村里人还达不到失地标准，当然就享受不了失地待遇。不过，他也知足。

老王话锋一转，脸上又有了笑容。他说，要感谢妻子当年的决策，当初买的饲养院房子有房产证。这一拆迁，加上村里户口补助那一块，换了大大小小三套房，老两口住一套，给女儿和儿子每人一套。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能摊上这码子好事。

老王上班的地方离家并不远，坐公交车也就十几站路左右。可是老王不回家，他在保税区附近和两个小伙儿合租了一套老楼，每月房租加上杂七杂八费用三百块钱。我问他不回家的原因，老王回答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他上夜班，每个班14个小时，每隔两个小时要打一次点，晚上睡眠时间不够，白天就要补觉。在家里住，两个小外孙女整天吵吵闹闹，搅得他睡不安生。另一个是，这些年来一个人在外面打工独来独往习惯了，租个房子住清静、自由。

我看老王面相，憨厚朴实，不像个弯弯绕绕的人。我岔开话题，问老王，下了班除了补足觉和做点家务，其余还干点什么？老王说他喜欢研究彩票，已经断断续续买了十几年了，最大的奖中过50块。但他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我问老王每月开多少钱工资，他说2800块。

看着老王，我想，心中有爱，人生有希望，眼中有光，日子就有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