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全/口述 刘甲凡/整理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不知不觉间，又到了“麦黄三晌”的时节，一下子就想起了我68年前的一段打工经历。

1955年，我16岁，在本村小学念四年级。因为家里人口多房间少，晚上睡觉就到同学李树国家里去“拼大炕”，一块“拼大炕”的还有和我同岁的李国恒。

那还是“单干”时期，每年夏秋农忙时节，我们村的一些壮劳力，就会到牟平“工夫市”卖短工。当时正逢麦收季节，李树国的大哥哥每天都去卖短工拔麦子，晚上回来，他就给我们讲白天经历的那些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他每天能挣两块钱，还能吃上大饽饽、小米干饭、猪头肉、煎刀鱼这些好东西。每当听他讲起这些，我俩的口水都流下来了。

我家10口人，只有爷爷和叔叔他们这些壮劳力才能吃上苞米饼子和小米干饭。我和弟弟妹妹几个人，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顿好饭。大饽饽、猪头肉和煎刀鱼对我俩的诱惑力太大了，两个人一商量，决定也去工夫市卖短工，不光能挣点小钱买点学习用品，最主要的还是想吃上一顿大饽饽和煎刀鱼。

第二天鸡叫头遍我们就动身了，到了工夫市，天才麻麻亮。工夫市在牟平城东关柳林集那条街上（现在的酒厂街），那里是牟平人卖短工的集散地。由于是麦收的大忙季节，工夫市上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片人。需佣工的人来了，大伙就围上去，当面谈妥价钱和大致的活计，就相随着走了。太阳出来老高了，我和李国恒却始终没人搭理，都嫌我俩长得太瘦小了。

肚子开始“咕咕”叫了，我俩只得悻悻地动身往回走。等走到牟平城南沙家庄村头的时候，被一位60多岁的老伯拦下了，当问清我俩是出来打工没人要时，就说如果愿意可到他家去干一天。大伯开出的条件是早饭吃大饽饽，中午小米干饭，晚饭喝白面汤，工钱是给我们两个人一块钱。想到能吃上大饽饽，我俩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到了老伯家，他说要我俩先推几趟粪到村头的地里，再吃饭。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小推车都是木头轱辘，不像胶轮那么有弹性，推起来格外吃力。我们两个16岁的孩子，又饿着肚子，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个推一个拉，好不容易才推了几趟。吃早饭了，等大饽饽和咸鲐鱼干上桌后，我俩的眼珠子都放光了，什么也不管不顾，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别看我们干活没多少力气，可正是“半桩小子赛头猪”的年纪，一会儿的工夫，每人一个砂碗口大小的饽饽就下肚了。老伯在一旁看着，不迭声地说我俩是“干活不济，饭量不小”。

吃过早饭，老伯先带着我俩到打谷场上，把前一天收的麦子摊开了，说是要趁着中午的好日头打麦场。这段活儿刚干完，老伯又招呼我们到村南的地里种玉米。他给我俩安排的活儿是用“二人抬（一种小农具，也叫耠子）”开沟，他们家的人跟在后面施粪、下种。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烤着，脚底下的土都有点发烫了。我俩轮换着，一个在前面弓背弯腰拼命拉，一个在后面用肩头抵住杠把使劲往前顶，一会儿工夫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可到了这个份上，打退堂鼓是万万不行的，我俩就咬牙坚持着，总算把那半亩多地的玉米种上了。

刚要坐下喘口气，老伯就催我俩趁着太阳最毒这个当口去打麦场。也是看我俩确实累得不想干了，老伯就答应午饭让我们吃上猪头肉，这才让我俩又振奋起来。打场用的是带支杆的碌碡，我俩还是一个人扶着支杆，一个人拉着碌碡转圈。又忙活了好大一阵子，被飞扬的麦糠整得灰头土脸，才算是把这场麦子打了一遍。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老伯没有食言，上桌的是小米干饭和汤菜，还有一碗大葱拌猪头肉。我俩自然又是猛吃一气，直吃到弯不下腰了才罢休。

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大伯让我俩把麦场上的麦草垛起来。在这之前，那个麦草垛已经有一人多高了，是前一天一个短工干的。干这种活我俩实在是“力巴头”，丁点技巧也不懂得，只知道一个劲地往上摞。等太阳落山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收了顶的麦草垛“呼啦啦”一下子倒了下来。

这一下老伯火了，厉声呵斥我俩是“文登县的轿夫子——能吃不能干”，说是如果今天不把草垛重新整好，不但不能吃晚饭，连工钱也不给。我俩急眼了，就找理由说是草垛原来打底就歪了，倒了也怨不得我们。双方越吵越激烈，老伯就用手推了一下李国恒，说是要我们赶快滚球。我眼瞅着李国恒顺势就四脚朝天倒下了，接着就大声哭喊着在地上打起滚来，说是他的腰跌坏了。他的哭喊声越来越大，鼻涕眼泪流下来，再用脏手抹一把，就活脱脱成了一张唱戏的大花脸。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老伯的邻居们都惊动出来了，男女老少有几十号人。看到这种情形，都劝老伯消消气，不要和两个孩子计较。李国恒这一招也实在是令老伯猝不及防，他一看再这样闹下去，就要被邻居们说三道四了。无奈之下，他只得自认倒霉，答应我俩工钱照付，晚饭照常喝白面汤，草垛的事也不用我们管了。这种情况下，李国恒被我踢了一脚，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不哭了。其实，我心里最清楚，他表演这套把戏不是第一次了。有一回，我们去南村老杨头家偷杏子，他被人家逮住了，为了脱身，用的也是这套把戏。

过了些日子，我俩卖短工这件糗事就在村里传扬开了。一时间，“一块钱俩”就成了大伙凑到一起唠嗑时的笑料。再往后，又变成了生产队上弱劳力的代名词。那些年，凡是小学毕业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孩子，都被叫成“一块钱俩”的劳力，干一天活儿记5个工分。

现在想一想也真是可怜，两个16岁的孩子，为了5毛钱，为了吃一顿大饽饽和猪头肉，不但铆足力气干了一天，最后连“耍赖”的套路也用上了。再看看现在的孩子，16岁还没离开父母的手掌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