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怡

母亲的胆子很小。

上世纪80年代，在栖霞乡镇企业工作的表哥因工作疏忽，在夜班作业中，右腿被卷入机器。大伯他们一边连夜把表哥送往烟台山医院，一边打电话紧急通知在烟台的我们。当母亲走进急救室，在令人目眩的灯光下，看见表哥的右脚骨只剩下一些残皮相连时，恐惧地发出一句“我晕了”，便真的晕了过去。正专心抢救表哥的医护人员围拢过来对母亲实施急救。大夫说母亲是因胆子小，心理与生理的双重应激反应所致。在以后的日子里，相同的“见血晕”剧情，在母亲身上又重演了两三遍。

改革开放之前，我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三间平房皆为泥地，除了中间的堂屋，两个里间一屋一铺大炕，家显得很局促。父母决定把火炕砸了，抹成水泥地。那时还没有装修公司，父亲买来水泥沙子等建材，请了一些会干水泥活的人过来帮忙。干完活，主人照惯例请客，去饭馆太破费，多半会在家里设宴，煮些海鲜，打些散啤即可。那天大家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眼看散啤全部进肚，仍未尽兴，此时商店已打烊，连买瓶汽水的地方都没有。父母便在家中扒拉起来，终于找到一瓶老白干。那酒是上世纪50年代出的，已保存二三十年，是纯地瓜干酿造的瓶装酒，还是奶奶为了不让患高血压的爷爷喝酒，前几年特意送到我家的。大家喝完这瓶酒，已近半夜时分，带着醉意的朋友们各自回家。

从发现这瓶酒，母亲心里就一直疙疙瘩瘩的，她担心那酒年头太长，喝坏了大家。朋友们走了以后，母亲的心吊吊得更加厉害，一夜未眠。好不容易捱到早上三四点，推醒酣睡中的父亲，让他趁还未上班，去看看他们。父亲没睡够，那个不愿意劲儿就甭说了，睡眼蒙眬的他嘟囔母亲是“捂着屁股过河——小心过把”。母亲虽胆小，但在家中地位强势，说话算数，父亲也只能挨个朋友家跑。为了省事，他选择不进门，去一家便敲门，听到有动静，晓得没事后，拔腿就走。这一早，他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半个城。其中有一个人那天恰巧全家回父母家过夜了，父亲一连去了好几遍，直到中午，看到朋友欢欢喜喜地回了家，才气哼哼地回家跟母亲复命。

在生活中，胆小与仔细似乎相伴而行。母亲乡下的二姨病了，老是泛酸水，吃了饭常常无缘无故地恶心，并有很强的腹胀感。来到烟台检查，先是做了钡餐，显示一切正常。大家的心放了下来，但问题是她仍不见好，特别到了晚上，呕吐得特别厉害。因为吃不下饭，肚子也没有什么食物，吐出的全是黏液。看到二姨病得这样，母亲很心痛。有人说二姨年纪大了，消化能力差，休息一下或许就好了，但母亲总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于是带二姨去医院做胃镜，结果，发现在贲门外侧长了个东西，钡餐根本检查不出来。由于是早期，做了手术后，二姨很快恢复了健康。

在我的眼里，母亲长得不是一般的端庄秀气。改革开放后，她常被单位派去外地参加展销会，充当解说员或促销员。父亲干事缺乏常性，为了让父亲长记性，母亲临走之前会写很多字条，贴在家里一些显眼的地方。厨房里贴的是“切记关煤气”，字条为红色，字体也最大，贴在煤气阀门处。出门前，迎面可见门后写的“切记锁门”的字条。至于“晚上记得关窗”“睡前检查水电煤开关”等此类的提醒则贴在卧室，以时时告诫父亲。

因为胆小，母亲办事便总是犹豫不决。有一次，父亲说在遍地汽车的现代社会，如果家里无人会开车，将寸步难行。这样带有恐吓意味的话，实际是为喜欢车的他找一个学车的借口。母亲本来被说动了，但睡了一觉第二天又变卦了。也难怪她如此反复，因为担心安全问题，母亲打小不仅自己不会骑自行车，还不让我骑，更别说开汽车了。

在对胆小所有的比喻中，母亲认为最煞风景的当属“如鼠”，这里既有对人性的扭曲，又有对所谓“胆子”理解上的肤浅。她认为胆小没有错，因此，她对一些未知的东西、拿不准的东西，一律持观望态度。她习惯走大家常走的大路，唯此才放心。母亲口中常说一句“老实人常常在”，但问题是这个理论与现今提倡的敢闯、敢为人先的精神明显相悖。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辈子胆小的母亲，却办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我欲出国留学。一提这个，父亲支持，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我使出浑身解数劝说，可不管我说的理由多充分，也不管我有多诚恳，母亲就是两个字：不行。后来，我很长时间不与母亲讲话，陷入冷战状态。不过，僵局出人意料地被母亲率先打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母亲显然不愿背负自己亲手折了独生女儿理想的责任。她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把枪击案频发的某国从我留学的目的国中剔除，我可以想象出胆小的母亲当年做出放我单飞的决定时所经历的斗争与煎熬。出国前夜，母亲强压失落与不安的心情，把从银行兑换的一沓花花绿绿的外币，一针一线、仔仔细细缝到我内衣口袋的场景，定格成我生命中永恒的画面。

我并不赞同母亲的所有观念，但我给胆小找了些理由，例如它能让人谨慎，给理性留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