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英

灾难来临是那么猝不及防。当孩子在当地三甲医院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的时候，我终于在第七天的早上，带着甜甜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四个小时后，我与甜甜出现在北京天坛医院，挂号、排队、脑电图、心电图、磁共振，一个个检查项目，一切指标显示都正常，可是，甜甜的痛苦却每时每刻都在加重。接着，宣武、同仁、协和，各个大医院挨个看过去，甚至不惜花近千元从号贩子手中购买各大医院的专家号。然而，十几天过去了，甜甜的病仍然没有确诊。

每天夜里，孩子的头疼都会比白天厉害。甜甜是个坚强的孩子，但难以忍受的头痛仍使她夜夜哭号。每当病情发作时，我在给她服下散利痛后，就在床上抱住她。看着怀里痛苦挣扎、日日消瘦下去的孩子，我的心如刀绞。在朝阳区一间十四楼的客房里，一天夜里，听着孩子一声声的哀号，我的心如被一把锋利的刀片一次次无情地切割。我再也坚持不下去，我放下了怀抱中的孩子，走到了窗前。窗外，是京城繁华的灯火，内心突然间沉静了下来，死的欲望在那一刻强烈地袭来，我慢慢地拉开酒店沉重的双层玻璃窗。忽然，背后传来甜甜微弱的声音：“妈妈！”

这一声呼唤是那么微弱纤细，却似一道有力的绳索，把我的心重新拉回到她身边。孩子伸着她细瘦的小手，向着我的方向抬了抬，无力地再唤了一声：“妈妈！”

“甜甜，妈妈在！”我扑向床前，握住了孩子无力的手，抱住了她的头，把脸紧紧地贴在她的头上，一时间泪奔涌而出。疼痛使甜甜睁不开眼睛，她努力地抬起小手，摸着我的脸，“妈妈别哭！”她紧皱着眉头，头疼正在剧烈发作中。

几近绝望时，我想起了丈夫。他也许不是好丈夫，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爱甜甜，视为掌上明珠。面对着痛苦不堪的孩子，我的心被撕裂了，我拿起了电话向他求助。他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一个小时后联系到了301医院的专家。

第二天，孩子的病在301被确诊。此时，距发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因为拖得时间太长，孩子左眼视盘上下及鼻侧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神经上皮层脱离，被诊断为一种罕见病。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于当天抵京，他哭着向我忏悔，感谢我救了女儿，然后紧紧抱住泣不成声的我。

为了照顾孩子方便，我们搬到了五棵松医院附近住下。九天后，因为一个重要案件，丈夫被单位召回。此后十几天，孩子的病情逐步稳定下来。母亲每天都有电话来，询问甜甜病情，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照顾好孩子，照顾好自己。

心力交瘁的我病倒了，头一直昏涨，浑身酸痛无力，口中干苦，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为了能有足够的精力与体力照顾孩子，我对宾馆餐厅说，每天为我炖一只人参乌鸡，还有海参，直到吃到鼻子出血。我以这种生硬而野蛮的进补方式，使自己在北京坚持了下来。

母亲得知这一情况后，几次要来帮我，被我坚决拒绝了。我曾告诉过母亲孩子所在医院，她记不住，又问我，并再三说她要自己过来。母亲身体不好，还要照顾我年幼的侄女，还有，父亲不会做饭，妈妈要服侍他们的一日三餐。她若过来，爸爸与孩子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北京夏日干燥酷热，我还怕她身体扛不住。为了阻止母亲进京，我拒绝再接她的电话。

一天夜里十点，服侍孩子睡下。当我拖着疲惫的双腿迈出医院大门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呼唤：“英儿！”

我怀疑是听力出了问题，我不相信妈妈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京城。母亲天生没有方向感，除了村子方圆十余里的地界，她这一生，几乎就没出过远门，她怎么可能会来到我的身边？我茫然地抬头看着远处，看到的是夜里仍川流不息的京城人，没看到母亲那矮矮胖胖的身影，于是就格外哀伤地低头向宾馆处走去。

“英儿！”

我再一次听到这样的呼唤。这一次我不再怀疑，我真真切切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这声音就在我的眼前。我也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矮胖的母亲就站在我的面前。

她拉住了我的手。当母亲突然站在我的面前，我几乎站立不住，踉跄了一下，跌在了她的怀里。

抱着怀里的我，母亲凄惶地喊着我的名字，当着来来往往的众人呜呜地哭出了声。“乖呀，甜甜的病把你累垮了，看你瘦得不成人形了。”母亲哭着，一手揽住我，一手把我的胳膊举到我的眼前。我的胳膊已经瘦得脱了形，皮包骨头，青筋暴露。

“妈，没办法，甜甜她是我的命！”我突然感到那么委屈，泪水决堤而出。我绷紧了的神经与身子，在见到母亲那一刻突然间松懈下来，晕倒在她的怀里。

醒来时，我躺在了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母亲守候在我的身边。她握着我的手，就如我此前一直守候着我的女儿一样，用与我疼惜女儿一样的眼神怜爱地看着我。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母亲贴我很近，我感受到她呼在我脸上的气息甜润而沉静，她的眼里满是怜爱与慈祥。她慢慢地将手从我的脖颈处绕到我背后，轻拍着，另一只手轻缓地捋着我的眼眉——像小时候一样。我闭上眼睛再一次睡去。

再次醒来，天已放亮。我记起了头天的情景，恍如置身梦中。看到趴在脚边睡着了的母亲，我终于确定那不是一个梦。母亲，她孤身一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在沉思中，我记起了一个久远的场景。那是我七岁多时一个冬天的夜里，五岁的妹妹突然发起了高烧。夜里雪下得很大，一向胆小夜间不敢独自外出的妈妈，那一刻毫不犹豫地用两床棉被裹起妹妹，推着独轮车走上了去十几里外镇医院的山路。去镇里要翻越两座山，要走的路也是崎岖小路，还要途经好多采石场，那些采石场向下挖去几丈深，稍有不慎，跌下去轻则重伤重则会丧命。

雪没过了脚踝，天地一片苍白，没有月光，分辨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壑，只能一步步地探索着向前走。在翻一座山时，母亲滑倒了，妹妹滚下了山坡。等找到妹妹时，她什么知觉也没有了，感觉不到呼吸。母亲以为妹妹死了，就丢掉车子，抱起她，在呼啸的风雪中，一路哭喊着奔向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个小时，妹妹就没救了。

望着母亲散垂在床上那丝丝缕缕的白发，我记起了她映在一盏棕褐色煤油灯下那一头的黝黑乌亮。那个时候，她似乎每晚都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就着那盏昏黄的煤油灯，一针一线缝制着我们一家人的一年四季……

孩子住院期间，为了给她补充因为大量使用激素而造成的维生素流失，我每天要给她买很多的水果。对那些水果，我偶尔也会尝一点，但母亲从来舍不得吃一口。

母亲，她一直是这样。自我记事起，家里有好的饭菜她都是先给在外操持的父亲，然后是她的孩子们。她一生都在为家人辛勤操劳、无私地付出着。正是有了母亲的精心操持，我们一家人吃得开心、穿得体面，其乐融融。

自从母亲来到北京，我就不再早起。每天早晨她给我买好早餐，再将两只海参洗干净，用开水泡着，放到我枕边的床头柜上。连我每顿需要服用的药物，她都给我准备好放在床头。当我还在梦中的时候，她已早早地去了医院。

母亲的到来，卸去了我大半的负担，我的身体也慢慢地恢复起来。孩子每天守着姥姥很开心，身体在轻松快乐的日子中渐渐康复起来。母亲用她已不再强健丰满的羽翼，为我撑起一把伞，为我与孩子撑起了一片无雨的天空。

由于治疗得当，一个多月后，孩子的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治疗暂告一段落。办理完出院手续，我与母亲牵着甜甜的手，谈笑风生地行走在北京舒爽的秋天里。有一刻，孩子抬头很认真地看着慈祥的姥姥，问：“姥姥，你把姥爷和月涵丢在家里，你不疼他们吗？”

“乖，姥姥很疼他们，可是姥姥把你和妈妈丢在北京会更疼啊！”母亲对甜甜说完这句话后，把头转向了一边。在那一瞬间，我看见母亲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