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敏口述 王锦远整理

昆嵛山，红色的摇篮。昆嵛儿女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为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光（原名李凤秀），革命年代曾任牟平县委副书记和荣成县委书记，前不久，我们采访了林光的侄子李世敏。听着他的述说，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秘密交通站就设在我家

我大伯林光在十一二岁时到我们本地的花沟庙小学读书。当时花沟庙小学是我胶东特委秘密设立的一个联络站，校长郑省农和教导主任杨景文及很多教师都是共产党员。我大伯林光在学校读书期间，也就是1940年1月前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大伯入党后，受党组织委派，回家动员我爷爷（李仁玉）、奶奶（徐吉海）参加革命工作，并在我家建起了秘密交通站。

当时我家位于我们村（现牟平区莒格庄镇院下村）的李家庵，这里共住有4户人家，住的都是我们李姓本家叔伯。我爷爷奶奶特别支持我大伯的工作，听说特委要在家里建交通站，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交通站建立后不久，我爷爷奶奶也相继加入了党组织，他们也是我村入党较早的老党员。

当时特委之所以要在我们村建立交通站，首先考虑到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我们村四面环山，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只有村南的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连。从我村往西38里是日军的水道据点，往东40里是文登县城，往东南10里是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的临时驻地——崔家口村。再是，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清一色的贫苦人家，群众基础特别好。

我家这个秘密交通站，主要为胶东特委和昆嵛山红军游击队服务。为了保证过往领导和同志们的安全，我爷爷还特意将房屋后边的一条小排水沟改成一米多深十几米长的坑道，一旦有情况，领导和同志们就可从后窗跳出去，顺着坑道跑到东山上躲避。只不过这个坑道一次也没有派上用场。为了工作方便及掩人耳目，我爷爷几经争取，一度曾出任过伪村长。

按特委的要求，我爷爷得到情报后，负责将情报送到我们村西南杨家盘村的石家庵，那里也是我党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由一位姓石的党员负责，然后再由他将情报送到文登境内背眼村的联络员处。从我村到杨家盘的石家庵，再到背眼村，这是我党设立的一条秘密交通线。

来我家的同志们一般都是傍天亮来，并按事前规定，先敲后窗，通过暗号后，再从后窗翻窗而入。按照分工，由我奶奶负责开窗，然后热炕做饭，而我爷爷听到敲窗后，则在第一时间内奔到院中，用早就准备好的一块布头，捂住院中黄狗的嘴巴，以免因狗叫引起村人的注意。这些同志一般在我家落脚一天，即傍天亮来，晚上走。

1944年后，随着抗日形势日渐好转，我们周边村都已成为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此时我家的交通站基本上已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来我家的人也多了起来。有时白天也有同志来我家，住的时间也不限于一天，住三两天甚至十天八日的也有，很多领导和同志们便利用这段时间在我家办公。为了御寒，我爷爷特意操持来一个脚盆和一些柞木炭，支在屋内取暖，时间一长，竟将垫放脚盆的木凳凳面生生烤出了一个圆圆的黑坑。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一般情况下，来我家的同志大多是孤身一人，特殊情况时，特别是在1944年后，有时多至四五人。他们在我家开会，人多时，他们则转移到我们村东的高顶山上。高顶山是我村的最高峰，山顶处有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崮，可坐五六个人，还有一块小石崮，可坐三四人。他们开会一般都在晚上，我爷爷则为他们担任警戒。当时来往我家的同志用的都是代号，真名实姓很少人知道，当时的组织纪律也不允许随便打探他们真实的姓名和职务等具体情况。

那时，我小姑还是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特别活泼可爱，所以闲暇时，过往的同志们总愿意教我小姑唱几句革命歌曲或与我小姑做做游戏，开开玩笑，一来二去，有几位常来的同志便与我小姑熟稔起来，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有一位海阳籍的特委领导，对我小姑特别好，除了教唱歌曲外，还教她识字背诗。他一口的海阳腔，我小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新中国成立后，我小姑曾托人打探过这位海阳籍领导的详情，但因年代较远，始终没有下文。

当时还有一位老家是解甲庄镇西洼村的领导对我小姑也特别好，并答应我小姑，待她长大后，要带她参加革命。我小姑今年已近90岁，时光也过去70多年了，可我小姑说，这些领导和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小姑还说，他们都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人，是死是生，至今也不清楚，真是让人牵肠挂肚……

奶奶的油饼格外香

当时，来我家的领导和同志们，与我家人同吃同住。住，在搁棚中；吃，则是遇着什么吃什么，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和讲究。只是在走时，我奶奶会给他们准备三两天的干粮，即烙四五张油饼。为什么要烙油饼？一是油饼便于携带，二是特别垫饥，三是吃起来比较可口。

当时，我奶奶家的经济条件在村里属中上游，家中有6间草房、20亩左右山塂薄地和一头小毛驴，丰年时基本上可以自给。所谓自给，也是个低水平的自给，即以粗粮地瓜干为主，只是在过年时才应应景蒸几个白面饽饽。油饼在当时属高档食品，我奶奶以前很少烙，一开始烙时，不是厚薄不均，就是半生不熟。半年后，我奶奶烙饼的技艺便突飞猛进，不用费事，就能轻轻松松地烙出一张皮薄喷香的好油饼。凡是来过我家的领导和同志都对我奶奶的烙饼技艺赞不绝口。这些油饼都是我奶奶在半夜时分起床烙的，烙好饼后，同志们便趁热带上，趁着夜色匆匆上路。

油饼烙得多了，我奶奶家的生活因此每况愈下，很长一段时间都以糠菜如地瓜蔓和芋头叶糊口，后来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派专人送来或由过往的同志随身捎来一些面粉，才使我奶奶的油饼得以继续飘香。

理琪也曾来院下

还有很多胶东特委和军队的领导来过我们村和我家。上世纪70年代初我曾读过一份我们胶东东海军分区编辑出版的刊物——《战地黄花》，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理琪在西院下》，主要介绍理琪在院下村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抗日等事迹。

还有一位东海独立营的曲秘书来过我家疗养，当时他的身体很差，整个人佝偻着直不起腰来，尚不谙事的我小姑和小叔，私下里偷偷地叫他“曲罗锅”。在我奶奶精心地照料下，经过半年多疗养，曲秘书的身体有所好转。由于他在我家住的时间较长，怕引起村里人和外人的怀疑暴露身份，所以，他便主动提出要离开我家，到别处疗养，可一时又无处可去，最后经我爷爷提议，将他安排到我姥姥家，即我村南面虎山脚下张家庵的一处果园中。那时，我姥爷张连洪也是党员。当时果园中只住着两户人家，除我姥爷家外，另一户群众也十分可靠，所以很安全。

1943年11月，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同志病逝，这年年底，王文同志的夫人和儿子，在胶东区党委的安排下来到了我家，她们以亲属的名义在我家住了半年多的时间，与我们一家人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感情。王文同志的夫人走时，还将她用的一把木制雨伞送给了我奶奶，以表谢意。

大概1945年前后，胶东东海军分区的于得水司令也曾来过我家，当时王家庵的王培山是于得水的警卫员，他跟随于得水和很多战士来到了我们村，主要是为攻打牟平城做准备。于得水到村后，就住在我家。在攻城前夕，我们的队伍在我村召开了动员大会，于得水同志亲自做了战前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