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俊

母亲住的老屋东墙上，成年累月地悬挂着一本月份牌，厚厚的，巴掌大。

墙钉上拴了一根粗粗的红线绳，绳上绑着个黑色铁夹子，每过一天，母亲便蘸着唾沫撩起一张日历，用夹子夹紧。直到一年到头只剩最后一张时，母亲便很庄重地伫立在月份牌前，恋恋不舍、小心翼翼地轻轻将月份牌整个卸下，又戴上花镜，从头到尾一页页翻看着。月份牌的留白处，被识字不多的母亲歪歪扭扭地划拉得满满当当。有不会写的，母亲就用自己才能读得懂的符号做个标记，内容有：什么时间儿女回家给了多少养老费、赶集割了多少肉、交了多少钱的电费……几毛几分都列得详详细细。母亲随手翻着，并把有皱角的捋平整，小声嘟囔着：唉，又一年，真快。

母亲重新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新的月份牌，钉好，夹紧。最后，把替换下来的放到西屋靠墙柜子最底下一个长方形的鞋盒里，鞋盒里的月份牌大小一样，一个挨一个，一个摞一个。这样的鞋盒，已经平摆了五个。

房屋已年久失修，墙皮开始一块一块地剥落，钉眼处也变得松动，挂不住。母亲摘下月份牌，挪地又钉上。墙眼越凿越深，越钉越密。姐说，抹抹吧。母亲说，不用，这样就挺好看。

岁月的脚步匆匆，我们姐弟两个先后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回母亲那儿也就越来越少。母亲除了冬天到姐姐家住两个月外，谁家也不去。再回时，不经意间发现，东墙上月份牌上的黑夹子不见了，月份牌的厚度也变薄了许多，猛然感觉到：我们很久没回来过了。

上了年纪的母亲始终闲不下来，除了忙活自己家的地外，还时不时地打个零工。劝她别遭那个罪了，她却说，干点儿活还有个伴儿聊聊天，在家坐着闷得慌。

母亲的日子由“夹着过”成了“撕着过”，过一天，撕一天的日历。留下来的，总是我们回去的日子。母亲说现在卖月份牌的商店越来越少，不等把当年的月份牌撕完，便急着到镇上商店挨家去寻。

姐姐买了一款“老人机”给母亲，告诉她：开机就能知道日期，不用再撕月份牌了，又反复手把手地教母亲学会使用。谁知过后，一呼叫，要么关机，要么无人接听。

母亲离不开月份牌，就像年轻人都离不开手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