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辰龙

作者简介

焦辰龙，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毕业，国家二级作家。原在烟台市文学创作研究室搞专业创作，后调烟台日报社编文艺副刊。

自1980年1月起，先后在《人民文学》《文汇月刊》《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文学世界》《当代小说》《胶东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篇；在《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作家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杂文300余篇。1991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2007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故事书《召树屯》。

一

仿佛无形中有一只大手在不停地拨弄着算盘，这些年来，我和矫健就像是这架算盘上的两粒算盘珠，忽而碰撞，忽而并联；忽而别离，忽而又相聚在一起，共饮一壶酒……

二

1974年夏天，上海戏剧学院到烟台招生，市文化局把矫健当作一号选手推荐了上去。当时他还在乳山县矫家泊插队落户，已经发表了小说《铁虎》《小白杨》，出手不凡，前途无量。地区文化部门还指望着矫健尽快写出像《艳阳天》那样伟大的作品为烟台争光呢，他们一个电话打到县里：老九不能走！

由于地方的硬性“挽留”，矫健失去了回上海上大学的机会。

正在砖瓦厂烟熏火燎烧大窑的我时来运转，替补矫健的“空缺”，到上海读书去了。

以上内幕，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认识矫健。

一年之后，烟台的文友写信告诉我：乳山出了个知青作者矫健，出版了中篇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他现在正在上海探亲。我赶忙跑到上海静安寺的书店里买了一本《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认真拜读之余，还扬着手中的书直向上海的同学炫耀：“这是我们烟台老乡写的！”

在我的想象中，矫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胶东农村青年形象。

晚上，我在距上戏只有一箭之遥的武康路找到了矫健在上海的家。那是一座花园式洋房。给我开门的是一个戴着鸭舌帽、黑边眼镜，穿一件花格子衬衣的青年，操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他就是矫健！

室内有几个青年在座，气氛像个文学沙龙。他的父母坐在一旁暗暗地打量我，悄悄议论几句什么。矫健继续他刚才的讲话：“那个人在他的师傅那里学了几年功夫之后，有一天师傅跟他说：你已经出徒了，可以走了。他泣泪拜别师傅，刚走出没几步，砰！身后有人向他脚下开了一枪……他吓得一个高儿跳了起来，回头一看，师傅手中的枪口还在冒烟儿。他嗫嚅道：师傅，你……他师傅说：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对谁都不要相信！……”

呵呵，这就是《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的作者？

听矫叔和杨阿姨的窃窃私语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顶着矫健的“空缺”上的大学。惭愧！

三

1977年秋天，我被分配到烟台地区文化馆。第一天上班时，矫健站在创作组门口，以“主人”的身份迎接了我。原来，他于1975年正式调到地区话剧团任编剧，又于去年借调到创作组搞专业创作。他和在上海家里时判若两人，穿得邋里邋遢的，倒像一个砖瓦厂推小车的。后来，我说起他在上海时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讪笑道：“嘿嘿，那才是我真实的形象！”

1978年2月，创作组从地区文化馆独立出来，搬到大马路100号，挂“烟台地区文艺创作组”的牌子。从创作组向北走不远就是海边，我和矫健经常到海边去散步，谈论一些海阔天空的话题。他说：“我非常喜欢烟台的海——大海是我的公园。”

那时，我正忙着攒钱“娶媳妇”，手头紧，矫健常讥笑我“小气”。

有一次散步，我跟他讲起了一件事：5岁的时候，家里整天吃榆树叶子，父亲托人到南乡买了两麻袋贴皮糠。我高兴得一边围着糠麻袋转圈儿，一边说：“这回可不用挨饿了！这回可不用挨饿了！”

听到这儿，矫健忽然一转身紧紧地把我抱住了，眼泪刷刷地往下淌，哽咽着说：“你不是小气，你是过穷日子过怕了！”

我也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俩都不再说话，只默默地顺着沙滩上的浪印往前走——希望就那么走下去，一直到永远。

四

1979年夏天，有一个消息使矫健变得紧张起来。地区话剧团要把一批包括他在内的人员精减到工厂去。这时，他已经6年没发铅字了；“文革”结束之后，文学向现实主义回归，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蜕变中。局里网开一面，同意他参加当年的高考；如果考不上，就到缝纫机厂当工人。

当命运之舟遭逢激流险滩时，矫健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知难而上，激流勇进。他找来几本高考复习资料，通宵达旦地背书。最后几天，他是傍亮天时睡上两个多小时，然后揉揉惺忪的睡眼上考场去……

结局有惊无险，他被烟台师专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时，矫健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咧着大嘴哈哈大笑；他把脸一变，狠狠地跺着宿舍的地板，愤怒地高叫：“哼哼！……有人想打倒我——我矫健是打不倒的！”

我在一边吓得不敢吱声。

五

矫健走了，创作组的办公室和宿舍里显得空空荡荡的。

秋风凉了，人的心里也有些凄凉。我就骑上创作组那辆除了车铃全身都响的旧自行车，跑20多里路到烟台师专去看他。他们班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矫健站在最后一个，仍然比他的同学们高出一个头还多。

我的突然而至，令矫健高兴得手舞足蹈。我说：“你的同学们比你小多了。”他说：“是呀！……跑操时老师喊：一二、一二，我就在心里喊：惭愧、惭愧！”

天快黑了，他拉我上校外一个马车夫们经常光顾的小饭馆，一起品评壶中日月。他说：“我以后要走学术道路了，眼下正在写一篇论文——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我相信，凭他的聪明、才智，他想当大学教授或是文艺理论家都是可能的。

酒后，我骑着车子回市区。没有月亮，没有路灯，又是大下坡，我摇摇晃晃地一头“挖”到了路边的阳沟里。坐在地上，我大口大口地饮着西风，呜呜哭了：唉唉！矫健再也不能回创作组了，我没有伴儿了……

六

在上海文汇月刊主编肖关鸿的鼓励、催促下，矫健还没毕业又写起了小说。1981年他发表《农民老子》，一举摘取山东省文学一等奖。

矫健出山了！

1982年初夏，在黄务中学当了8个月乡村教师的矫健，又调回到创作组。这时，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也巧，局里分给他的房子就在我家楼上，我们又成了邻居。

矫健在创作上惊人地刻苦。他说：他在发表处女作之前出过100万字的废稿。在黄务教书时，每晚都要从10点写到下半夜2点，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老霜的苦闷》就是那时候写的。

自从他搬到我家楼上，我可是耳闻目睹了他的“夜猫子”功夫。有时候，我和妻女正在做梦，楼上忽然响起了沉闷的“雷声”……哦，是矫健写完每天给自己规定的2000字，要洗脚上床了。

写长篇小说《河魂》时，他给自己规定的日产量是7000字。时值酷暑，他每天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呀！可惜他的窗子面对南山，要是北向大海，说不定也会像福楼拜的窗口似的成为渔夫们眼里的灯塔。

天才呀，你的名字叫勤奋！

矫健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一个黄金期，小说越来越耐看了：有的如一幅优美、舒展的水墨淡彩画（《雪夜》），有的如一幅巨浪滔天、人如沧海之一粟的凝重油画（《预兆》）……鼻子灵的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嗅到了几分大师的气味。

七

有一天，矫健到楼下来找我，说是他家厕所灯的拉线开关绳儿断了，让我帮他接上。

我说：“那很简单，你自己接上就行了。”

他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那是另一种思维。”

我就上楼帮他把开关绳系上了。

没想到过了些日子，他又下楼找我，让我上去帮他系厕所里的开关绳儿。

我不去。一个大作家怎么可能连这点小事儿都不会干呢？他是不是想让我当他的服务员？

直到3个多月后，他的二连襟、我的老同学高忠民到我家玩儿，说起他刚才帮着矫健把厕所里电灯开关的线绳儿系上了。我大吃一惊：他真的不会！嗨，由于我的“小心眼”，让大作家摸了3个月的黑。

矫健呀，你大智若愚。

八

有一次，我在矫健家和他闲聊，说起一件事：我父亲原在市交通局当搬运工人，1961年回乡务农。10年后的一个春节，父亲来烟台看望我爷爷、奶奶，下了火车后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从火车站到我爷爷、奶奶家应该收3毛钱，蹬三轮的小伙子看我父亲一副“乡熊”打扮，便要了他5毛钱。一路上，父亲不断向小伙子打听他三轮车社的老工友：“孩子呵，你们单位有个叫朱仁周的吧？有个叫牛学德的吧？”小伙子羞愧难当，把父亲送到家后，又掏出2毛钱硬塞到了父亲手里……

矫健眼睛忽然一亮，说：“嗯，这个故事好，能写篇小说——它表现了人们对过去一些美好情感的呼唤。”

后来，我以它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三轮车上》，经矫健推荐，于1983年6月在文汇月刊发表。看来，我写不出作品不是没有“生活”，而是“提炼生活”的能力还不够。

我说：“矫健，往后我见了你得打敬礼，叫你老师了！”他哈哈大笑：“折煞我也！”

九

1988年秋天，已是烟台市文联副主席的矫健又做出了一个令常人不解的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

我不解地问他：“你想当红色资本家呀？”他神秘一笑：“嘿嘿！……我想写一部社会主义的《子夜》。”

如果说矫健1969年回乡当农民是被历史所裹挟，那么1988年下海经商则是他对命运的主动挑战。也只有他这种性格和素质的人才敢那么干。

矫健这一走就是8年。他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炒邮、炒股、开发房地产……饱尝人间冷暖，历尽商场凶险。在南方某地盖楼时，因资金一时周转不过来，没及时给工人发放工资，愤怒的工人们纠集起来，有的腰里别着刀子。矫健没有被吓跑，他一人硬着头皮走进被包围的办公室，和工人代表谈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十

我和矫健先后都搬了家，在见不到矫健的日子里，我觉得生活中似乎少了一种雄壮、高昂的背景乐，少了一层雄浑、高雅的底色。

1996年5月，我在上海的报上发表散文《寄矫健》，希望他能够脱离商海，回到文坛，再到烟台的海边走一走。

这篇文章矫健还真看到了！第二年，他真回来了，仍回创作室任专业作家。但他人仍然很少在烟台，常躲在外面写书，写他“下海”这些年来接触的芸芸众生。他出了《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红印花》《金融街》《换位游戏》《楼王之谜》《诡笑的稻草人》，还拍了3部电视连续剧。他先后获3次省精品工程奖，1次泰山文学奖，2次中篇小说选刊奖，还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优秀剧本奖……这些作品题材新颖，风格独特，对时代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深邃、老道，令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他进入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黄金季节。

矫健说：“生活在算总账的时候大体是公平的——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付出的多，得到的也多。”

十一

时至2010年，阳春三月，在一个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小雪花的中午，我和他在一个叫“渔家妹子”的小饭店里见面了。屈指算来，我们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面了。时间太残酷了！

矫健先签名送我2本他刚出版的书，然后扫我一眼，说：“你瘦了，也老了。”

我说：“你的身体还这么棒！”

他一摇头：“表面现象——我有糖尿病、冠心病。”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觉着捧在手中的两本书陡地沉重起来……谁说小说是用墨水写成的？

壶中的酒越喝越少，我们的话却越说越多，说起这些年来的聚也依依散也依依，我甚至有一种“宿命”的感觉。

晚上，我在灯下抚摩、阅读着矫健厚厚的新书，忘记了上床。我决定第二天上午给他发条短信：矫健，悠着点呀——文学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十二

直至今日，我的短信始终没有发出。我怕矫健批评我，说我“对文学缺少宗教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