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绍堂

凡经历过上世纪中后期计划经济年代的人，都对票证有着极其深刻的记忆。那时，除了国家统一印发的粮票、布票、油票之外，各地方政府还印发了仅限当地使用的肉票、蛋票、煤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钟表票等各种各样的票证，名目繁多，紧缺商品都要凭票供应。票证时代的特征可简单归结为：吃粮要“本”，穿衣要“票”，购物要“券”。

在农村长大的我，打记事起就深深体会了票证的珍贵和没有票证的无奈。上世纪60年代，庄稼人最关心的莫过于布票，因为人人都得穿衣裳，而且干活多，衣裳磨损重。年轻人结婚时，不管家境多贫寒，也总得做两床新被褥、扯两件新衣裳。可每人一年只发3尺3寸布票，仅够做两条裤衩用的，这真是难坏了大家。我听母亲说，谁家的儿子结婚，因为凑不齐布票，婚期一拖再拖，直至在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的帮助下，凑齐了五六丈布票，才办了婚事。

每年布票发下来后，母亲就把它珍藏起来，不到最需要的时候不动。8口之家，上有老下有小，吃穿是大问题，料理打算不周，到时就会抓瞎。吃的且不说，单讲穿的，就让母亲煞费苦心。为了节省布票，母亲只得自己纺棉线织布，白天到生产队干活没有空，就利用晚上时间纺棉花，再用自纺的线织布做衣裳。即便如此，也还是不够穿，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缝缝补补接着穿，直到实在不能穿了为止。过年穿件新衣裳成了奢望（除了布票不够用之外，缺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母亲穿的衣服几乎都是自己织的粗布做的。我记得，母亲一件月色夹袄至少穿了七八年，虽然已经补丁摞补丁了，也不舍得丢。人们为了节省布票，只要听说商店里处理布头（即整匹布卖剩余的部分，不但不用花布票，而且价格便宜），就会争先恐后地抢着买。我因结交了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消息灵通，买了不少布头，也因此节省了不少布票，连家人和亲戚朋友也跟着沾了光。

我真正体会到“粮票”的重要性是在1971年秋，我有幸被选调到当时的公社机关工作，每月发34斤粮票。平均一天一斤多粮，每顿不足4两，这对一个20岁的小伙子来说远远不够，不到饭点就饿得肚子咕咕叫，心里直发慌，滋味别提多难受了。无奈，我只好跟家里要粮，到粮管所换粮票，再换成饭票，一年下来要从家里拿100多斤粮食。好在那时家里吃的不再艰难了。公社行政秘书和生活会计见我粮票不够吃的，多次资助我，我非常感激。

那时，手表、自行车是稀罕物，谁有辆自行车或戴块手表，是非常自豪和令人羡慕的事情。然而，光有钱没用，没有票证只能干瞪眼。虽说单位都分票证，可人多粥少，买自行车、手表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

1977年，我已调入县委宣传部工作3载，结婚时想给对象买块手表，由于没有票证，只好求助在上海当兵的亲戚，才得以如愿。我自打参加工作就想买辆自行车，可一直分不到票证，等了6年才买上。

票证真实记录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历史，见证了那段岁月的辛酸与无奈。“票证时代”，深深烙进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