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随着时光的流逝，好多人渐渐地淡出了记忆，然而有一位领导，我却始终难以忘怀。他的名字叫连福兴，虽然身为校长，但大家总习惯称他“老连”。与老连相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与他共事也是45年前的事了。

初识老连，他是县教研室的一名教研员，和气善良，是公认的老好人。因为他时常下乡到各学校教研，所以常和一线教师见面。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秋季的一天，他到庙后高中，见老师们正在教研组理发，他的头发也长了，便坐下来同大家一起理。同事们端详他的面容：一头乌发衬托下的面孔细腻而白皙，显得年轻有朝气，有人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39岁了。”我当年也39岁，面黄肌瘦，白发丛生，看上去，我俩少说也相差10岁，于是同事们拿我俩调侃，从此他便有了“奶油小生”的绰号。

与老连共事，始于1978年9月，前后共6年。当年大中专考试后，我从文登参加全省中考阅卷回来，住在栖霞招待所，时任栖霞四中校长的他也来县城参加教育会议，我们不期而遇。为了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他动员我回四中任教。当时我的家属户口在农村，准备在大庄头徐家村落户盖房，不想到离家远的地方去。他以自己的家属随他住校，初中毕业的大孩在桃村供销饭店干临时工为例，说服我打消在农村盖房安家的老观念。此后不到半个月，教育局就下了调令，从此我的家庭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

当年为了保证工作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学校提倡60里地以外的教职员，在农村的家属可搬到学校居住，包括连校长夫人在内。全校共有3户教师家属，同时在英灵山果园队干临时工，每天8角钱，她们3人关系相处特好，还在一起合拍“姐妹照”。后来学校小卖部的王淑芹因开拖拉机无法分身，要从3个家属中安排一人当班，老连毫不犹豫安排年龄最小、相对有点文化的我家属去接替了，虽然每天仍然按8角钱计工资，但此事却反映出他先人后己的可贵品格。

老连不摆官架子，也不打官腔，大家喊他校长，他说还是叫老连吧，这样更习惯。他和教师打成一片，教师有什么困难或烦心事，不等你说，他就先行一步帮你解决。

1981年，我接任了1979级落榜生理科复习班语文教学任务，老连的次子连京华在此班复习。为了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我们的接触相对多了些。连京华打怵写作文，老连担心语文会拉低他的高考分数。我经过几次高考阅卷，对语文分数得失的原因有较清楚的了解，那时高考实行100分制，作文40分，阅卷时把作文分为5等，以3等（24分）为及格，凡不切题或因无话说造成篇幅过短的作文，只能列4等或5等，因此很多考生语文成绩跌得很惨。我从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入手，加强基本功的训练，针对打不开思路、无话可说的现象，我提倡学生写日记（或周记），天天选优评讲。连京华的《奶奶的拐棍》等日记被评讲后，兴趣大增，写他熟悉的内容有话说了，每天下晚自习回家后总要坚持写完日记再睡。为此，老连还找过班主任迟老师，说：“连京华每天晚睡前写日记不会偏科吧？”这话是后来迟老师告诉我的。老连之所以不直接跟我说，是怕挫伤了我的积极性。

在我们共事期间，他最高兴的一次，就是1982年高考后，他在楼东头高考总结会上的演讲。他儿子连京华经过一年复习，考取了山东省农业大学。当时录取考生全靠手工操作，高考揭榜后，各校领导就到县招生办，从总成绩单中查出本校过线考生。老连的这次演讲就是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在查名单过程中的心情，他高兴极了，这批学生为学校争了光，理科复习班各科成绩在全县同类班级中都名列前茅，其中语文成绩超过了县重点复习班。老连从到四中任职后，这是高考成绩最好的一次，也是他最高兴的一次。

后来老连调到了桃村纺校，但他在那次演讲会上兴奋的样子，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2008年10月，1979级学生入校30周年聚会前夕，王友川同学写了《记连校长》的文章，并邀请他和任课教师参加聚会，我特为老连拟了嵌名联以示祝福，师生们都期待这次久别重逢。到会后方知，老连已身患重病并谢绝探望，在深感遗憾的同时，我只能在心里默祝他早日康复。

万没想到，聚会后不久，传来老连去世的噩耗，痛惜之余，我拟了一副挽联以寄哀思：

福星倏陨悲桃李；兴德长存惠后昆。

转瞬间，老连已离开我们15年了，但他的形象和风范却深深地嵌在我们所有师生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