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我曾读过三所小学。一所位于我乡下的老家，俺村原属栖霞，现划归为福山经济开发区。学校旧址是一座庙，新中国成立后村里人把庙里的神仙请了出去，改造成小学。虽号称完小，但学校只有三个班，一二、三四、五六年级各一个班。在完小读书的大部分是本村的孩子，年龄参差不齐，十七八岁的人也有。

学校位于村东头一座半山坡上，山坡下是一片茂密的白杨林，有一条小溪从树林中间流过。学校的西边紧挨着大队的养猪场，每天喂猪、抓猪、杀猪动静很大。有风的时候，教室里弥漫着一股臊臭味，但乡下的孩子不太在乎这些。下课后，孩子们还会专门趴到养猪场的墙头上看热闹。

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50年代的乡下孩子，童年基本跟游戏扯不上边，放学回家，满眼都是干不完的活，打猪草、喂猪喂鸡、担水、打扫院子。学校放假也是根据农忙农闲来定。像夏收、三秋，学校都会放假。我父亲在烟台工作，家里最主要的劳力是不到20岁的大姐。大姐泼辣能干，送粪、运庄稼，推独轮车的都是大姐。从地里到村里的路是条小路，两边都是很深的沟，有时推玉米秸、小麦秸时，小车装得很高，推车的人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我们有的在前边拉，有的在两边扶，摔到沟里是常有的事。

我们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男一女，男老师40多岁，女老师20多岁。即便学校开学了，他俩也常常带我们去生产队干活，如剥玉米、拾麦穗、揽地瓜、揽花生等。唯一一件与玩有关的事情，就是上二年级那年春天，漂亮的女老师领我们到村子南边的山谷里赏桃花，那记忆我至今仍保留着。

我上过的第二所小学是芝罘区平安巷小学，小学位于平安街一个西向的小胡同内。三年级下半学期，我随家人从乡下搬到城里，临时插班到了平安巷小学，在那儿读了三个月。到了城里，课余时间游戏多了起来，像打弹珠、踢毽子、捉迷藏等，不过，我玩的最多的是踢球。平安巷是条半截子胡同，很窄，洋灰铺就，两边有排水沟。我们常在胡同里踢球，那球其实不是足球，大小介于小孩玩的皮球与足球之间。大家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有好多次踢到天黑，姐姐才找到和小泥猴一般的我。

那时是个崇拜英雄的时代，我们班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天，班里一位男同学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反动标语，他把纸条交给了老师。老师当场表扬了这位同学，要大家向他学习！后来公安局调查纸条的来源，查来查去，确定系那位捡纸条的同学所写。问他原因，他说自己想受表扬，想当英雄。多年后，这位同学因体育方面的特长被调到省里，后来还当了教练员，培养了不少人才。

上四年级时，我正式转到养正小学，这也是我读的第三所小学。到学校不久，我便担任了学校大队委员。大队辅导员是个女的，名字叫张惠旗（音），她30岁左右，大眼睛，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她常给我们开会，研究布置大队的日常工作，安排书写学校黑板报及墙板报。她有激情，讲话也很有感染力，是小学时代给我较大影响的老师之一。

有一年过“六一”儿童节，全市少年儿童汇演，我也是合唱团中的一员。当时要求演员一律穿白衬衣，那时我们都叫衬衣为挽霞子（音）。我没有白挽霞子，当时很多同学也都没有，只好去借。我那件白挽霞子是妈妈跟隔壁邻居借来的，由于太大了，不合身，妈妈就临时动了针线。演出结束，已是夜里10点，合唱团的二三十名成员居住在全市各个地方，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王弄箫老师不放心孩子们，一个一个步行送孩子们回家，送我到家时，已是零点了。上五年级时，烟台市组织各界群众坐火车去英灵山祭奠先烈，共挑选了二名小学生作为全市少年儿童代表去英灵山，我是其中一名。那也是我小学阶段最露脸的一件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激励我向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