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成龙

老家的胡同，南北长66米，南头是村前的小河，北头是红色革命旧址——衣氏祠。衣氏祠是胶东国共合作谈判的地点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后方医院所在地，一座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古建筑，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胡同很直，从南到北没有一点弯曲，东西很宽敞。我家门口道西，有两个只有一墙之隔的菜园。两个菜园中间有一条小道，延伸到一口水井旁边，这口井供应着村西头半个疃的吃水。

胡同里一共住着9户衣姓人家。我的辈分最小，整个胡同里的大人，我要称呼爷爷、奶奶、老太太……我家街门对着的一户人家，我叫她老太太。老爷爷很早就去世了，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18岁就嫁人了。老太太的辈分和年龄，在整个胡同里是最大的。我记事的时候，老太太已满头白发，由于终年劳累，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腰。

她有一个外孙女，比我大10岁左右，从小在老太太家里长大，和她相依为命。我和姐姐叫她小姑。由于家里穷，小姑一天学没上，一个字不识，小小年纪就帮助姥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能吃苦，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我三姐云花、四姐云香、五姐云敏，只要上山挖野菜、拔猪菜，每次都从后窗叫她，她是姐姐们上山最好的伙伴。

她家里只有三间低矮的茅屋，一个草棚，一个破烂不堪的南屋，房子大概上百年了，很老很陈旧，东间被草棚遮得黑乎乎的，老太太和小姑住在西间，西间没有挡墙，比较亮堂。我家里兄弟姐妹多，云花姐经常去老太太家里睡觉，小姑就和云花姐睡东炕。

有一天晚上，她俩正准备睡觉，一条长虫突然从屋梁上掉下来了，可把云花姐和小姑吓坏了。那长虫吐着可怕的信子，沿着炕角爬，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急中生智，赶快找了个脸盆，把那条长虫扣住。第二天早上回家，云花姐告诉我们这惊险的一幕，我们听了都头皮发麻。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家里做了比较好的饭，比方擀了豇豆汤、芋头汤之类的饭，母亲就盛上一大碗，对我说：“给你老太太送去吧！”我就端着饭碗，送到她家里。

老太太穿的衣服很破旧，小姑也穿着有很多补丁的衣服。那个年代，农村是很贫穷的。

抗日战争时期，老家的胡同的9户人家中，有1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是胡同里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村子里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学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胡同里有4名女党员，都是在十五六岁秘密地加入了党组织。在全村7条胡同中，老家的胡同是党员最多的一条胡同，不仅党员多，而且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有7人参加了八路军。

4名女党员中，衣兰香、衣山花、衣桂兰3人，1939年时十五六岁，她们跟随着后方医院（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在回龙夼村）参加了八路军。我大姐衣云英，那年12岁，是儿童团团长。1942年，15岁的她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几名党员一起在大山里举行了入党宣誓。入党后，她担任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妇女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家门口对面的衣振蔡大爷，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1939年秋天，在给八路军往福山送信的途中，在岔夼口子被日寇枪杀，壮烈牺牲。他的女儿衣山花，15岁入党，就在她父亲牺牲的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她的母亲，我叫奶奶，小时候，对这位奶奶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是一个门口的，天天都能看见她。她个子很矮，一双尖尖的小脚，穿着朴素，干净利落，花白的头发后面，挽了一个髻，上面套了一个黑色的头网，一根银白色的簪子，插在头网里。她经常爱唱一首歌：“小白菜啊，渐渐黄啊，三岁两岁，没有娘啊！”她的歌声很悲切，也很动情。大爷牺牲以后，她毅然决然地把15岁的女儿送上了战场，自己一个人拉扯着一个小女儿和两个七八岁的儿子艰难地度日。对这位英雄的奶奶，小时候，我非常尊敬她。

胡同南头，还有一位老人，我叫他大爷。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把自己的女儿衣桂兰（16岁）送上了战场。解放战争中，他又把儿子送上了战场。还有我家房前的大爷和二爷兄弟两人，也先后都参加了八路军。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的胡同又增加了几名党员，我大哥衣德龙在大学入了党，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我们家里有5名党员。

在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对老家的胡同有着难忘的情愫。炎热的夏天，吃过晚饭，胡同里的人先后从家里出来，聚集在我家门口，有的拿着芭蕉扇，有的拿着用麦管自制的扇子，一边驱赶蚊虫，一边开始聊起天来。胡同里的人，性格各异，有的很健谈，有的比较沉默，大家聊的话题很多很广泛。胡同里的人，每晚都聚在一起，增加了街坊邻居之间的感情，一个胡同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密。

我大哥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他买了一些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电器件，自己组装了一个收音机捎回家。那个年代，收音机就像个宝贝一样，农村人很少看到过。吃了晚饭，母亲就把收音机拿到门口，叫胡同的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有时候还听京剧、吕剧。东、西胡同的人也有过来听收音机的，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

老家的胡同，是我永远抺不去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了，少年时代胡同里的长辈们，都已驾鹤西去了。现在每次回到老家，走到家门口，长辈们的音容笑貌，仍然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他们并没有离去，仍然聚集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说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