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卿

那是1981年的除夕，爸爸独自在生产队的饲养院值班，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和二姐特意去饲养院接过爸爸。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生产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村里决定把它一分为二，就这样，我们老二队分割成二队和三队，分别由爸爸和另一个伯伯当队长。

我爸老实敦厚，就知道埋头苦干，而挑头当三队队长的伯伯，则精明干练，雷厉风行，所以在没分队之前，他俩一正一副搭配得很好。但要分开了，爸爸就明显地暴露出了“弱势”。一开始自由报名时，爸爸这边就饲养员老李爷爷和保管员门伯伯铁铁地愿意跟随着爸爸。

妈妈说，也不怪大家都不乐意跟着爸爸，看看，三队把村西的饲养院还有场院都弄去了，我们这队就只能重新在离村二三里远的山里现盖饲养院，现夯实场院，还有但凡是精明一点儿的人都能看出来，我们队的一等地明显不如三队的多……

好在到最后，本家的一些同样老实巴交、脾气相投的，都自愿或被动员靠拢了过来，爸爸的这一队总算成立了起来。

新生产队的饲养员当然还是老李爷爷，爸爸说他不仅懂牲口，还拿牲口当孩子一样摆弄，饲养院交给他一百个放心。只是，我们队新盖的饲养院离村有些远，老李爷爷岁数又大了，腿脚不那么利索了，回家吃饭就不方便，索性他就天天住在了饲养院。为这个，爸爸深感愧疚，偶尔家里做点儿好吃的，就让妈妈留出一些，捎给老李爷爷。老李爷爷整天乐呵呵的，用心摆弄着牲口，还很知足地说，他家里儿子媳妇也总想着法地做好饭带给他，他住饲养院里不仅没受“磕打”，反而能吃上双份的好饭。老李爷爷半夜也不忘填草加料，把牲口饲养得膘肥体壮的。

爸爸和全队埋头苦干一年，到了年底一结算，我们队的开支竟然是全村十一个生产队的第二名。老李爷爷高兴地说，跟着爸爸一点儿没错。

爸爸嘿嘿一笑，提前就跟老李爷爷打招呼了，说过年说啥也要放他两天假。老李爷爷却说：“咋了，人过年，牲口就不吃饭了？”爸爸说：“我来顶班。”据说他们俩争执了好几个来回，爸爸以自己年轻、健步如飞，喂完牲口也不耽误来回吃饭的优势，迫使老李爷爷放假两天回家过年了。

那年年三十晚上，爸爸匆匆吃完饭，就又赶去饲养院了。他说，等拜年时他就赶回来了。

因为爸爸不在家，家里安静了许多。但妈妈说，爸爸即使值班去了饲养院，我们也要12点准时放鞭。哥哥领了放鞭任务后，可精神了，提前十多分钟就上院子里把准备好的鞭都挂起来了，然后猫在外面，隔着窗让我们几个给他报时。我们也郑重其事地瞅着钟，一到了12点，马上就喊哥哥，哥哥立马就点上鞭，“噼里啪啦……”我在炕上一边捂着耳朵，一边蹦跳着，想：“爸爸听到了鞭炮声，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随着我们家的鞭炮声，左邻右舍也接到了信号似的，“噼里啪啦”地都响开了。

妈妈抱进早备好的芝麻秸，在一口锅里烀上大个的芋头、金黄的南瓜，在另一口锅里烧水，就等爸爸一回家就下饺子。

芋头和南瓜熟了，水烧开了凉了又烧开，爸爸还是没回来。妈妈说饺子一定要等爸爸回来才能吃。

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哥哥和大姐也急不可待地出去拜年了。我就想等爸爸回家吃饺子，看我着急巴火的样子，二姐突然说：“要不，咱俩去接爸爸？”

“好啊，好啊。”我痛快地答应着，跳下炕，一边把脚往新棉鞋里拱，一边就往外奔。妈妈在后面叮嘱：“走夜路小心点，快去快回。”

小村里，家家户户门外都亮起了红灯笼，明亮又温暖。我们三窜两窜就出了村。路一下子黢黑起来，风似乎也冒了出来，平日里走惯了的土路却高低不平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突然有点害怕还有些冷意，忍不住去牵二姐的手，她的指尖也传来一些抖……

我们小心翼翼地跑起来，还一边唠着嗑。二姐说：“妹呀，你说，好多年以后，咱们要是想起现在，会怎么样？那时咱们都应该长大了吧，又在干什么呢？”我说：“姐呀，等好多年以后，咱俩一定要一起说说今晚，不，应该是今早了。”在东一句西一句的拉呱小跑里，牵着的手开始传递着温暖。

上了一个坡，又一拐，豁然看到了饲养院温暖的灯火，路一下子平坦宽敞又明亮起来。我们欢快地叫着“爸爸，爸爸”，人已经扑进了门里。

爸爸正在给一头小马驹添料。“急了？”爸爸扭头看着我们，笑盈盈地说，“你们老李爷爷说半夜要添料，马上就好了，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时，我一手牵着二姐，一手牵着爸爸，两只小手都被温暖着。土路也感觉白亮亮的，没有了来时的黑暗。小村的鞭炮还在此起彼伏地响着，闪烁的光亮滑过墨黑的夜空，比星星还美。

我还一个劲问爸爸，“爸，你为啥要替老李爷爷值班啊？”“老李爷爷一年没得闲，过年了，还不应该歇一歇啊？”“你也一年没得闲啊？”“可俺是队长啊。”爸爸刮了一下我的鼻头。

回家的路短暂又顺畅，似乎说话间就到了家门口，在温暖的灯光下，弥漫的烟火里，我嗅到了饺子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