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我的老家在太行山最深的褶皱里，一片片农舍，像旧风筝般挂在山腰上。山泉从石缝里钻出来，一路往下淌，成了小溪，把东一家西一户的人家，都归拢到了小河的两岸。我家就在河西岸。

都说春节是“年”的开头，可乡亲们心里，真正的开端是立春。不管立春赶在年前还是年后，只要节气一到，山里人就忙起来了——用现在的话讲，是“启动农耕程序”了。头一桩事，是清猪圈、驴圈。我三叔那时才十几岁，个子还没铁锹把儿高，可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他把圈里攒了一冬的粪一锹一锹起出来，装进篓子里，晃晃悠悠挑到坡地上。猪粪沉，驴粪暄和，混在一块儿，是庄稼最好的伙食。地还冻着硬壳，可阳坡的土已经松软了。太阳一晒，空气里浮起一层淡淡的、泥土苏醒过来的气味。

这时候，奶奶就挎上小竹篮，牵着我上山去。说是“山”，其实就是房后头的坡地。背风向阳的草窝里，已经有点点绿意探头探脑了。蒲公英的叶子还贴着地皮，锯齿边儿嫩生生的；苦菜刚冒出两片紫红的芽；荠菜最好认，像朵小绿花似地散开着。奶奶教我辨认，用一把小铁铲，轻轻插进土里，手腕一挑，整棵菜就出来了，根上带着湿润的土。我们小心翼翼地抖落泥土，把它们放进篮子里。那动作不能重，重了嫩芽就蔫了。回家的路上，篮子里的野菜散发着清苦又新鲜的香气，我总觉得像打了胜仗，得意得很。

到家后，奶奶把野菜倒进水盆里，一遍遍清洗。水是从山泉引来的，清亮亮、凉丝丝。洗干净的野菜水灵灵的，在案板上切碎，打上两个自家母鸡下的蛋，搅成碧绿金黄的一碗。锅里滴几滴麻油——那时油金贵，真是“滴”着用的。油热了，“滋啦”一声倒下去，香气猛地炸开，窜得满屋都是。蛋液飞快膨胀、凝固，边缘泛起焦黄的花边。奶奶管这道菜叫“野菜鸡蛋花”。真像一朵花，金灿灿的底子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翠绿。我捧着碗，就着玉米饼子吃，又香又鲜，还带着山野微微的清苦。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和爷爷吃，自己只夹一小筷子，说“尝个鲜就行”。

吃饱了，我就往地里跑。三叔正在撒粪。他把半干不湿的粪肥一锹一锹扬开，力求撒得均匀。“这样肥力才匀称，”他跟我解释，口气像个老把式，“地跟人一样，吃饭不能偏食。”撒完肥，他就开始翻地。铁锹深深插进土里，脚一踩，再一撬，一大块沉甸甸的、油黑湿润的土就翻了过来，把肥料严严实实盖在底下。他干活时话不多，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在早春的阳光下亮晶晶的。

地整饬好了，惊蛰也到了。雷声隐隐从远山传来，虫子醒了，地气也通了。该盘算哪块地种玉米，哪块地点豆，哪片坡栽红薯了。春播的“战斗”，就要吹号冲锋。

这段日子，山像是憋着一股劲，忽然就全活了。蒲公英开出小太阳似的黄花，紫花地丁像星星撒在草丛里。桃花、杏花赶着趟儿开，这儿一树，那儿一片，把灰扑扑的山坳染得粉白红晕。空气里满是花草萌发的生气，还有新翻泥土的腥香。春天这出大戏，这才算正式开了场。

我家那时没有台历，三叔屋里的土墙上，钉着一个巴掌大的日历牌。他总在上面画圈、写字。哪天该浸种，哪天该下地，哪天该防倒春寒，他都记着。整个春天，他就跟着日历牌上的记号转，人也跟着庄稼一起长。爷爷常蹲在田埂上，看着三叔忙活的背影，捋着胡子说：“我这老儿子，真从读书人变成庄稼汉喽！”他老了，力气活干不动了，看见三叔能把锄头、犁耙使得这么好，把书上的道理和地里的活计揉在一起，他心里安稳。

三叔这个“庄稼汉”，确实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柜子里总放着几本讲农业技术的书，边角都磨毛了。县里农技站的技术员下来，他总追着问，问土壤，问肥料，问病虫害。他还常翻山越岭去县城种子公司，背回一袋袋经过挑选的良种。村里人信服他，不光因为他干活实在，更因为他肯琢磨、会说道。怎么给驴配种，怎么给苹果树嫁接，枣树几时剪枝，花椒如何防冻……大家都乐意来问他。他渐渐成了生产队里的“技术员”，脑子里装着一本活的“农耕历”。

春天里，村子没一个闲人。天刚蒙蒙亮，挑水的、锄地的、送粪的、修渠的，人影就在晨雾里晃动起来。可最忙的，还是我三叔。他要顾着自家的地，要帮衬邻里，还要琢磨队里那些新技术、新门道。他的身影出现在山梁上、田垄间、果园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春燕。

我也离乡多年，可每到春天，看见城市公园里第一抹新绿，闻到雨后泥土的气息，我总会恍惚。恍惚间，我又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那个小村，看见阳坡上星星点点的野菜，看见奶奶在灶前煎出那盘“鸡蛋花”，看见三叔在辽阔的天地间，挥锹扬肥，汗珠滚进新翻的泥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