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英

一

童年时，我一直想要逃离故乡。我的故乡在太行山深处，是个贫瘠的山村。那里的生活，仿佛永远蒙着一层灰黄的尘土。山里孩子穿的衣服，总是补丁叠着补丁，像一幅幅褪了色的地图。吃的是掺了野菜的粗粮饼子，咽下去时，嗓子眼儿都发干。而每次见到从山外回来的人，他们光鲜的衣裳、手里拎着的喷香糕点，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眼睛。于是，逃离的念头，像山间的野草，在我心里疯长。我曾不止一次偷偷跑到村口那条唯一通往外界的土路上张望，心里想着：山的那边，一定是另一种生活吧。

后来读到白岩松的一句话：“故乡是什么？就是你年轻时拼命想离开，而老了想回却可能回不去的地方。”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说得真准啊。等我真的长大了，走出大山，在城市里扎根、成家，每年春节，心里却像有个钟摆，准时晃回故乡的方向。可老家有个老规矩：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除夕。就这一条看似轻飘飘的习俗，成了我回不去的鸿沟。那些年，每当城里万家灯火、鞭炮齐鸣时，“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滋味，才真真切切地从诗句中化成了哽在喉咙里的乡愁。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化工部直属企业。报到那天，干部处通知我说，党委书记要见我。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为何。推开办公室的门，党委书记刘玉科同志笑着起身，用力握住我的手：“你是阜平人？”我点点头，有些茫然。他眼里一下子有了光：“阜平，那可是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啊！我当年在你们那儿当过副县长。咱们是老乡，革命老区的老乡！”

我愣住了。阜平？晋察冀？这些词对我来说陌生又遥远。在我的记忆里，故乡只有望不到头的山、吃不饱的饭，从没人跟我提过这些沉甸甸的历史。

刘书记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感慨道：“我们共产党能有今天，离不开老区人民的牺牲和奉献。我永远忘不了阜平的大红枣，还有那甜入心脾的柿子。灾荒年，就是靠着满山的枣树，老百姓和八路军才一起熬了过来。”

红枣和甜柿子，这话我信。我家房前屋后就有枣树，秋天红彤彤挂满枝头，甜柿子捂软了，吸一口像蜜。可这段饥荒年月的往事，我也只是零星听老人念叨过，从未深想。眼前这位高级干部，竟知道得如此真切。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我的故乡，似乎并不只是我童年眼中那个贫瘠的、我想要逃离的地方。

二

从那以后，我心里像埋下了一颗种子。再回老家，除了看望父母，我开始有意地追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我问爷爷奶奶，问村里那些沉默寡言的老人。这才知道，我出生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一段热血往事。

1996年正月，退休的父母回乡定居，我住了二十多天。那段时间，我走遍了村里。当年的民兵、儿童团员，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坐在洒满阳光的炕头，用缓慢的乡音告诉我：“你爷爷、奶奶，当年可是咱村抗日的顶梁柱。八路军的印刷机，就藏在你们家后院的地窖里。为这，鬼子放火烧了你家房子，前后两回，烧得精光。”

父亲在一旁抽着烟，接话道：“是啊，我那时还小，也跟着跑腿送信。有一回去王快镇送‘鸡毛信’，几十里山路，跑了一天，回来腿都软了，炕沿都爬不上去。”他说这话时，眼神望向远处，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在山路上狂奔的少年。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童年觉得破旧、想要远离的老屋，曾庇护过革命的星星之火；我以为平凡无奇的亲人，曾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亲历者。而我，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长大，却对此一无所知，心里满是遗憾。

从此，我像一个寻宝人，开始认真搜集、整理故乡的红色记忆。我记录下奶奶如何为八路军纳鞋底、掩护伤员的故事，写成《苍山三绝》；听乡亲们讲述村里妇女们抬担架、做军粮的往事，写成支前故事。我还听说，我的两位姑奶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后来都嫁给了八路军干部，进了北京城。这些家族往事，被我写进《我的三姑奶奶》和《父亲的抗战》。

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前所未有的情感，在我心里慢慢滋生、膨胀。我不再仅仅用“贫穷”或“落后”来定义我的故乡。我开始懂得，这里的每一道山梁，都可能埋伏过游击队员；每一条看似宁静的小河，也许都映照过急行军的火把。我开始深深眷恋这片土地的厚重与坚韧，心疼它曾经的伤痕，也敬仰它不屈的脊梁。我对故乡的爱，从模糊的乡愁，变成了清晰、深沉的血脉相连。

2018年，我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取名《月亮湾》。正好听说老家的小学要建图书室，我和妹妹立刻张罗着捐书。我们把书送到城厢镇小学、苍山村小学。后来收到反馈，孩子们说，最喜欢里面那些写故乡、写童年的文章。这让我无比欣慰——我写下的字，竟然能以这种方式，回到那片土地，滋养那里的孩子。

三

2019年，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留门》，作者是阜平县的张金刚。那文字里流淌的乡情，朴实又浓烈，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我设法联系上了他，才知道他正是我们县文联的主席。他邀我为家乡的文学刊物《枣花》写稿。于是，我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房顶上的童年》和《故乡的小河》。

那年国庆节前夕，我收到了最珍贵的礼物——一本来自家乡的、飘着墨香的《枣花》样刊。淡雅的封面上，绘着一树沉甸甸、红艳艳的枣子，仿佛能闻到阳光晒透的甜香。我摩挲着封面，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故乡，我亲爱的故乡，以这样一种温暖而郑重的方式，拥抱了离家的游子。

这份认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接着写《童年的小松鼠》《一只雏燕》《我们家的猫王》……笔下的童年趣事、山水风物，都带着故乡特有的温度和气味。这些文章陆续被一些报刊选用，每当看到样刊，我都觉得，是自己把故乡的一小片云、一捧土，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如今，我心中酝酿着一个更重要的计划。我想系统地记录故乡人民在那些烽火岁月里，如何跟着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村里那些曾亲手打过鬼子的老八路、老民兵，都已年过九旬，他们是行走的“活历史”。时间不等人，我必须回去，走到他们身边，听他们亲口讲述，把那些或惊心动魄或平凡坚韧的瞬间，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

这不仅是文学的召唤，更是血脉的嘱托。父亲生前，不就总希望我能把这些故事传下去吗？我要写出故乡的红色基因，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脚下的土地为何如此坚实，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抗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而我的故乡，曾是这场斗争中一个不屈的堡垒。想到这里，使命感让我心潮澎湃。

夜深人静时，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首从小就听、却如今才懂其分量的老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歌声嘹亮，仿佛穿越时空而来，与我的心跳共振。我知道，我的“红色故乡行”，又将启程。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一心想逃离的孩子，而是一个怀着敬畏与热爱，归来寻根、记录和传承的故乡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