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浩

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夏夜，在宣武门外的山左会馆一间小屋里，油灯将窗纸映得昏黄。六十岁的郝懿行倚着斑驳的书案，指尖抚过一卷厚厚的手稿，耳畔忽然响起记忆深处里的蝉鸣，“蠽—蟟—”“蠽—蟟—”。他放下笔，望着窗外京城的星斗，仿佛想起几十年前在栖霞的山野，老人们摇着蒲扇告诉他：“这就是‘蠽蟟’。”郝懿行在手稿上写道：“今黄县人谓之蛣蟟，栖霞谓之蠽蟟（jié liáo），顺天谓之蝍蟟，皆语声之转也。”

这是郝懿行的日常：身居庙堂之高，心系乡野之音。这位被后世推为清代雅学泰斗的考据学家，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经学、训诂、名物、地理诸领域深研考据。他把胶东方言写成书，让“村言俚语”与“经典雅言”平起平坐。他的《证俗文》《尔雅义疏》《记海错》，不是束之高阁的学术秘籍：这里有蝉鸣与蛙叫，有饽饽与焦面，有山涧的“夼”与海边的“错”，更有一个学者对乡土最深情的守望。

破壁者

在雅俗之间开辟学术新途

乾隆二十二年（1757），郝懿行出生在栖霞城南的郝氏老宅。这座青砖灰瓦的院落，既是诗书传家的象征，也是他学术觉醒的原点。童年时，他跟着祖父逛庙会，听货郎喊“热热的饹馇嘞”，看农妇做饭时说“这些饽饽得熥熥啊”。少年时，他在书斋读《尔雅》，见“蜩，蜋蜩”的注疏，忽然想起村头树上的蝉鸣，“这不就是咱说的‘蠽蟟’吗”？

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高邮王氏父子以“因声求义”法破解经典，学界风气是“皓首穷经，不涉俗务”。郝懿行却像个“异类”：他官至户部主事，却“自守廉介，不轻与人晋接”；同僚们热衷结交权贵，他却蹲在书房里，用胶东腔念叨：“《广韵》里‘人’读‘如邻切’，可咱栖霞人说‘人’是‘银’，这音儿咋变的？”

作为山东栖霞乡野出身的学者，他没有京官的人脉与秘阁的藏书，却拥有一部无人能及的“活字典”。正如他在《证俗文述首》中所言：“余少居乡僻，每闻里巷之言，必求其义，或考之经传，或质之老成，久之渐有所得。”

郝懿行的治学，是一场“语言的考古”。在《尔雅义疏》中，他注解蛣蜣：“《尔雅·释虫》‘蛣蜣，蜣蜋’，郭注‘黑甲虫，瞰粪土’。今栖霞谓小者‘屎壳郎’，大者‘铁甲将军’，亲见其以土裹粪为丸，雄曳雌推，与《庄子》‘蛣蜣之智在于转丸’合。”“屎壳郎”的俗名，至今仍在栖霞山乡流传。他更用方言破解经典中的“哑谜”。《诗经·生民》有“烝之浮浮”，历代注疏对“烝”的解释莫衷一是。郝懿行却指着厨房说：“东齐谓‘蒸饭’曰‘熥饭’（tēng fàn），‘熥’即‘烝’之转音！”胶东农妇蒸饭时腾起的热气，正是《诗经》里“浮浮”的烟火气。郝懿行的实践，堪称让训诂学“从书斋走向田野”的早期典范，正如现代语言学大家罗常培所评价的，其开创了关注活语言的新路径。

嘉庆十八年（1813），郝懿行完成了《证俗文》的著述。全书分十九类，从天文、地理到饮食、婚俗等，无所不包。但最动人的是他的“编纂宣言”：“近六七年来，遇有所得，用纸札记，藏弆遂多……集而录之，非徒为猎奇，实欲存古也。”他不要做“猎奇者”，要做“存古者”。他不仅记录“殊方异语”，更将方言与地域文化、民俗信仰、生产生活等深度勾连。例如，他在卷十二记录栖霞婚俗：“新妇入门，掷粟豆禳煞，司仪呼‘避煞喽！’其撒帐之礼，以枣、栗为必用，取‘早立子’之义。”这里的“避煞”不是简单的迷信，而是方言中包裹的民俗密码；“枣、栗”也不是普通的果物，而是文化记忆的载体。《证俗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方言学的一次重要转型：它不再是“经典注疏的附庸”，而是成为独立研究“活语言”的学科。

守望者

胶东风物的语言学标本

郝懿行的笔端，流淌着胶东的烟火气。胶东方言是中古音韵的“活化石”。郝懿行在《证俗文》中记录的“人曰银”“日曰义”“热曰业”，正是这种“活化石”的最佳注脚。以“人”为例：中古《广韵》中“人”读“如邻切（rén）”，但胶东人至今说“银”。郝懿行指出，这是“全浊声母清化”的音变痕迹——古“日母”（r）在胶东话中逐渐清化为“零声母”（y）。这种音变，在《广韵》反切中早有端倪，却被士大夫们斥为“俚音”。郝懿行将其视为“古音的活态留存”，让两百多年后的语言学家得以复原汉语音韵的演变轨迹。现代语言学家钱曾怡教授在其主编的《山东方言研究》中，将郝懿行等清代方言学者视为利用山东方言文献进行历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郝懿行的记录具备了“田野证据”的雏形与价值，看似“土气”的发音，实则是打开汉语音韵史的“钥匙”。

胶东地貌为山区丘陵，多山多涧，栖霞更以“六山一水三分田”的地貌著称。这让长期生活在这里的郝懿行的方言记录里，藏着这片土地的“地理密码”。“夼”（kuǎng），这是一个在胶东地区地名中非常常见的字。在《柳夼庵记》中，郝懿行考证“夼”（kuǎng）字：“土人凡两山之间有水曰夼，读若圹，上声。”通俗来讲，“夼”就是指两山之间的谷地，通常有溪流经过。这个看似简单的字，精准概括了胶东丘陵地带的典型地貌——两山夹一水，形成天然的小川地。郝懿行更以“夼”为线索，串联起胶东的农耕文明：“夼中之田，宜种黍稷；夼边之坡，可植松槐。”一个“夼”字，道尽了胶东人“依山就势、顺势而为”的生存智慧。如今，栖霞境内仍有78个带“夼”字的村庄。

胶东的饮食文化，在郝懿行的笔下活色生香。他写“饽饽”：“东齐谓馒头曰饽饽，亦曰波波。‘饽’‘波’音转，盖‘馎’之变也。《齐民要术》有‘博饪’，今通作‘馎饦’。”今天的胶东人仍管馒头叫“饽饽”，“枣饽饽”“菜饽饽”的叫法与清代无异。郝懿行不仅考证了词源，更还原了制作场景：腊月里，婆媳们围坐炕头，发面、揉团、撒枣，蒸出的饽饽白得像雪，咬一口，甜到心里。他还记录“焦面”：“把大麦烘焦后磨成面粉，用开水冲搅食用。”郝懿行的描述里，没有文人的矫情，只有对生活的如实记录：农夫下田前，抓一把焦面塞嘴里，干活更有劲。甚至连儿童语汇，他都记录得饶有趣味。他接地气的记录，让学术著作有了温度。

郝懿行的学术视野，不仅限于陆地。《记海错》是郝懿行专为胶东沿海生物写的“方言志”。《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缔，海物惟错。”后称各种海味为海错。郝懿行自序中称：“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见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乡，兴言记之。”全书选取胶东沿海49种海产进行考辨，援引《尔雅》《毛诗》等36种古籍97条文献，从训诂学角度辨析物种名称异同。其中，记录了“八带鱼”“乌鱼”“海蜇”等20余种海产的俗名与特性，成为胶东海洋文化的活态遗产。

他写“海豚”：“登、莱间人呼为‘挺拔’，盖俗音讹转失真也。古呼为‘鯸鲐’。”他写“八带鱼”：“海人（胶东人）名‘蛸’，音‘梢’。春来者名‘桃花蛸’。头如肉弹丸，都无口目处，其口目乃在腹下。多足如革带散垂，故名之八带鱼。”这里的“蛸”，不仅是俗名，更是胶东渔民对海洋生物的独特认知——他们不满足于“章鱼”的学名，而是用更生动的“蛸”概括其特征。

郝懿行在书中也记录了不少相对有趣的现象。对于加吉鱼（《记海错》中写作“嘉鲯，读如基”），郝懿行记载说：“啖之肥美……其头骨及目多肪腴，有佳味。（然）经宿味辄败，京师人将冰船，货致都下，因其形象，谓之‘大头鱼’。”提到海肠的鲜美，他说：“（海肠）海人亦喜啖之，或去其血，阴干其皮，临食以温水渍之，细切下汤，味亦中啖。”书中还记载，用海肠作为鱼饵，加吉鱼容易上钩。两百多年过去了，据传如今的海钓人士，仍推崇这一方法。

对话者

跨越时空的文化回响

郝懿行或许未曾想到，他笔下的“蠽蟟”“饽饽”“夼”，会在两百多年后与后世对话。他的方言记录，成为“文化的基因库”，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郝懿行的著作，在清代曾一度被忽视。当时的主流学界仍以“经史子集”为尊，方言研究则被视为“末流”。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民间文化的重视，郝懿行的价值才被重新发现。现代语言学家罗常培在《中国方言研究小史》中直言：“郝懿行的《证俗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方言研究专著。”钱曾怡则称其为“胶辽官话研究的奠基之作”。如今，《证俗文》已成为高校方言学课程的必读书目，郝懿行的“以乡音证古义”法，更被广泛应用于古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

在全球化与普通话极大普及的今天，方言急剧消亡。据统计，《证俗文》中记录的300余条胶东方言词，已有40%消失。但郝懿行的记录，成了胶东人寻找文化根脉的“原典”。在栖霞的乡村，老人们依然会说“俺外姥住在福山”“俺家大伯子下地了”；在城市的胶东菜馆，“饽饽”“焦面”的菜单上，印着郝懿行考证的注脚；在短视频平台，“胶东方言教学”的视频下，年轻人留言：“原来‘蠽蟟’这么好听！”这些场景，正是郝懿行最想看到的。他用文字为方言“立传”，而方言的传承，又让他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

郝懿行在《证俗文》自序中写道：“命曰《证俗文》，盖慕服子慎《通俗文》，兼取《儒林传》疏通证明之意云。”这句话穿越两百多年的时光，依然掷地有声。他不仅是“方言的记录者”，而且是“文化的守望者”——守望胶东的乡音，守望中华文明的多元。

在数字化时代，郝懿行的文字记录正在“活”过来。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于2000年承担了山东省“十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胶东半岛方言电子语音语料库的研制”，胶东方言语音数据库的建设拥有扎实的原始资料基础，其语料覆盖了胶东半岛多个县市。这些资料对于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胶辽官话的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结合郝懿行的手稿对照，可形成“可听、可查、可证”的方言档案。

郝懿行与胶东方言，诉说着一个真理：文明的活力，源于对“雅”与“俗”、“经典”与“生活”的包容；文化的传承，始于对乡音的珍视，终于对根脉的守望。栖霞的蝉声仍在，北京的烛火已灭。郝懿行留下的“纸上乡音”不会消亡，它在每一次被阅读、被聆听、被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主要参考文献：

《郝懿行集》《尔雅义疏》《证俗文》《烟台方言总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