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基强

昨夜又梦见母亲唤我吃饭的情景。

梦里还是那方小小的院落：青砖红瓦的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屋顶，炊烟袅袅升起，在夕阳里画出柔和的弧线。母亲站在灶台前，手里握着那把用了二十年的铁锅铲，锅里的白菜炖粉条正咕嘟咕嘟冒着泡。她回头冲我一笑，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快洗手，饭好了。”我正要应声，一阵鸟鸣，忽然惊醒。睁开眼，黑暗里只有闹钟的滴答声在丈量着夜的深度。

这才惊觉，母亲已经走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七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这样的梦不知做了多少回，每次醒来，枕上总要洇开一片潮湿。人们总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可我对母亲的思念，却像窖藏的老酒，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醇厚。那些本以为会随着岁月淡去的记忆，反而在时光的冲刷下越发清晰可见，如同河床上被水流打磨得发亮的鹅卵石。

母亲生于1930年7月，中等个儿，常年劳作使她的背不再挺拔，像是微张的弓。她的手有些粗糙，指节突出，掌纹里嵌着岁月的风尘。就是这样一双手，为我们兄妹三人撑起了一片没有风雨的天空。

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公社养殖场当厂长，整日忙得脚不沾地。母亲一个人要操持三亩薄田，还要照顾三个孩子。那时粮食金贵，母亲总有办法让锅里的粥多出一碗。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我们碗里的粥稠得能立住筷子，她的粥却稀得能照见那张疲惫的脸。

一个冬夜，我被尿憋醒，看见灶间的煤油灯还亮着。推门进去，母亲正就着豆大的灯火补我的裤子。她左手捏着针，右手拉着线，不时抬起手，把针在花白的鬓角蹭两下。灯光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得像座山。见我进来，她沉静地说：“快去睡，明儿还上学呢。”我瞥见那块补丁，蓝色细布，针脚细密得像她平日里纳的千层底。那时我不懂，为什么母亲总在深夜做这些活计，现在才明白，白天的光阴都给了田地，只有夜晚的时间才是她自己的。

母亲不识字，却把“万般皆下品”的道理刻在了骨子里。每到开学，她总能从贴身的蓝布包里变出学费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半夜起来纳鞋垫，到集上换来的钱。有一年寒冬，我的手上冻疮溃烂，握不住笔。第二天放学回家，桌上赫然放着一副崭新的毛线手套。而母亲身上的棉袄，依然是五年前的那件，袖口已经磨得发亮。“妈，你不冷吗？”我问。她正在院子里拾掇柴禾，闻言往手心呵了口白气：“干活的人，身上有火。”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的心里。

母亲管教我们从不动手。十岁那年，我偷摘了邻居的梨，被逮了个正着。母亲知道后，拉着我去赔罪。回家的路上，暮色四合，她的沉默比打骂更让人难受。夜里我蒙着被子哭，门吱呀一声响，母亲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梨汤进来：“喝吧，自家树上结的才甜呢！”原来院角的梨树也结果了，只是我竟未曾留意。那碗梨汤的甜，至今还在舌尖徘徊。

1981年我招飞入伍，离家那天下着小雨。母亲凌晨三点就起来和面，说要让我吃上“起身饺子”。她包饺子的手法极快，一捏一个，排得整整齐齐，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我坐在门槛上吃饺子，她就站在一旁看着，围裙上沾着面粉，像落了一层雪。车来的时候，雨下大了。母亲突然塞给我一个蓝布包，转身就走。车开出很远，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两个鸡蛋。钱是旧的，折得方方正正；鸡蛋还热着，想必一直揣在她怀里。

在部队那些年，每到秋天都会收到母亲寄来的包裹。晒干的红薯干用白布包着，花生米装在干净的塑料袋里。最底下总有一封信，是父亲写的，但字字句句都是母亲的口吻，“家里都好，别惦记”“好好干，听领导的话”。信纸上有几处皱褶，像是被水打湿过又晾干的。

后来我成了家，调回烟台工作。接父母来住，母亲总说住不惯：“城里像鸽子笼，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住不了几天就要回去。每次临走前，她都要把我的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仿佛我还是那个不会照顾自己的毛头小子。

二十年前那个清晨，电话铃声格外刺耳。父亲的声音在发抖：“快回来，你妈不太对劲。”我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看见我，她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右手微微抬起，又无力地落下。我握住她的手，那手还是那样粗糙，却已经冰凉。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认识的，更多是不认识的。他们红着眼睛说：“你娘是个好人啊！”整理遗物时，我才知道，她把我们孝敬的养老钱大都资助给了左邻右舍。父亲说：“你妈帮人从不图还，她帮人成瘾！”

母亲走后，老屋突然变得空旷。灶台冷清了，院子里再没有她忙碌的身影。我常常站在门口发呆，恍惚间总觉得她会挎着菜篮子从夕阳里走来，裤脚沾着泥点，额头上挂着汗珠。

前些天回老家，院子里那棵梨树又开花了。风一过，雪白的花瓣纷纷扬扬，像极了母亲撒面粉的样子。我忽然明白，她从未真正离开。

夜深人静时，我常对着星空忏悔。如果能重来，我要陪母亲多说说话，听她讲讲年轻时的故事；要带她去趟北京，看看天安门；要买件像样的羊毛衫，而不是让她总穿那件旧棉袄……可惜人生没有回程票，“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像一根刺，永远扎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母亲在时，总觉得来日方长；母亲走了，才懂得什么叫永远的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