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我之所以要写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源起于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在北京西郊颐和园西北一点叫青龙桥的。一年多来，我为了去看望在香山医院疗养的老伴，每隔两三天就要乘公交车从这个地方路过：“青龙桥，青龙桥车站到了。”服务员清脆的声音叫得特响，尤其是那“桥”字，儿化音清亮而高亢。

她的报站声使我引发出一点记忆，就是从前在相关资料上读到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日伪占领北平期间不与之为伍，誓不给敌人唱戏，毅然决然宁肯到西郊种地，也要保持凛然的民族气节。这一点，当年使幼小的我与对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一样感到十分敬佩——一个艺人有此品格实在是了不起的。

说来有点可笑，作为年届九旬的我，至少有两次不惜中途在青龙桥车站下车，为向当地的居民寻访先生赋闲耕耘的具体地点，探听有无遗址和纪念地。也许是因事急匆匆，没有去街道办事处之类打问，结果是怏怏而归。有一次甚至还很不快：我问了一位七十多岁的京味十足的大嫂，我说的是程砚秋，她竟误听为程不朽，还反问我：“你打听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专门盯着过路人吐痰罚款的那个程不朽呀？她还没死，不过瘫在床上有几年了。”她的回答使我觉得丧气，不论是有意无意，都是对有品格的大艺术家的一种亵渎。当然，也怪我找错了门儿。

从那以后，我放弃了程先生隐居农耕具体地点的寻访，但青龙桥这个地名却永贮心底，因为它确是一个正面象征的真实存在。

而另一方面，作为自幼酷爱京剧的我，对程砚秋先生的为人与从艺的品格始终都深怀敬意。

我听说程砚秋这个名字以及最早听到他的唱腔，还是在十岁左右的童年时期。我的老家是胶东半岛濒临渤海和莱州湾的秦置古县。西面有龙口港，自清末民初即与天津、大连、烟台等城市有班轮通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京剧盛期，北京不少名角凡去烟台唱戏者几乎都会去龙口演上几天，以飨喜爱“大戏”的观众。我家南邻的一位穆姓佃户就是戏迷。据说他在二三十年代，只要听到名角到了龙口，无不倾尽腰包步行三十华里赶至那里以饱眼耳之福。他既是佃户，何以能够看得起名角唱戏？其实也并不奇怪，凡事在一般中也会有个别。此人虽租种房东几亩水浇地，但因与房东非同一般的关系，故和一般佃户比腰里总有些余钱，便将其打发在听戏的爱好上了。

我十岁左右时，夏日村边由我叔伯舅舅曰润和东邻三胖大哥带头，每日傍晚饭后铺一方苇席，天南地北海聊。也就是我在别的文章中所说的“苇席上的乡村课堂”。在这当中，上述那位穆姓戏迷有时也来凑热闹（但非常客），他一来，话题就是当日去龙口港看名角唱戏的往事。有一次他集中讲了在七七事变前去龙口戏院听程砚秋的一场“打炮戏”《荒山泪》。程是去烟台的，在龙口只演三天。穆戏迷毕竟还是囊中羞涩，只在第一天看了一场，后两场只有望空叹气。不过他还是说：“程老板唱得就是有味儿，这味儿怎么说呢？比哪一派都不一样。只可惜后两出《鸳鸯冢》《青霜剑》没看上。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所说的“味儿”大约就是指的程先生根据自身条件独创的深沉婉转、抑扬顿挫十分讲究的程派唱法。只可惜，我也未曾亲临剧院听他唱全出大戏，只在十二三岁时从邢曰榕大舅舅（街坊辈尊称）家的留声机唱片中，听程先生与其他三位名旦唱的《四五花洞》。虽然老唱片效果较差，还是能够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参军后做机要工作期间，在取消必须二人以上通行证之后，在济南北洋大戏院和天庆戏院也看过几次从京沪聘来的据说是程派青衣名角的戏，虽未听出太多的名堂，但多少也能感到有的只是在外表上做足了模仿，程派的真髓似乎还学得不到家。有的甚至模仿过头反而觉得仪态欠美。如过于强调抑扬顿挫的节奏，连下巴颏也频频地抖动起来，这显然不是程派艺术的初衷和要领。

我始终觉得，一切艺术的真谛，最重要的是内涵之厚实，而不重在某些表面的皮毛（相声的纯模仿则另当别论）。真正大家风格之形成，都是主客观各种因素融合而自然“挤”出来的；过分刻意虽够严格，反而容易失实而走形。这正如不能让李逵变成石秀一样，叫他大闹江州挥动板斧冲锋陷阵犹可，如叫他去祝家庄打探虚实，则绝对不那么相宜。因为我确实见过本来学的是别的流派，而近年来又改唱程派，听起来颇觉得生硬而欠自然。

作为一个程派艺术的欣赏者和京剧的持久爱好者，年届九旬尚能经常从青龙桥路过，每次都会由此想到程砚秋和程派艺术，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