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

读小学六年级那年冬天，农村大队的一间小屋里，卖一种非常小的苹果，比麻枣大不了多少，吃着很艮，既酸又涩。我们却都去买，也不洗就吃，吃了一个又一个，连果核也啃到很小——毕竟是珍贵的苹果呀，一斤才一分钱，便宜死了。

我们都去买，所谓的“我们”，是指班里的男生。女生呢，她们都不去买，也不敢去买，因为她们知道自己是女的，女的随便吃零食，不雅，显得馋，也许还会被嘲笑懒吧？既懒又馋，对一个乡下女孩来说是致命缺点，所以她们都不去买，只有我们男生去。我们跑着、蹦着、喊着、笑着，手里挥动着空书包，回来时，书包就鼓鼓囊囊地装满了可以大解一馋的小苹果了。

那天下午，下着雪，课间时，我又去买小苹果。

学校距离苹果小屋不到半里地，途中要经过一条仅容一人行走的窄街。街的左边是逼人的民房墙壁，右面是很吓人的河堤边沿，深深的河滩上，河水结着尖牙似的白冰。我提着空书包在很滑的窄街上小心地走着，却迎面遇见她了——

她的左手提着书包，是一只用多种颜色的布头拼缝的花书包，里面鼓鼓囊囊的。

见到我，她停住了，左手往身后一抡，那书包就荡了个不小的秋千，像只蝴蝶飞到河堤上空，随即又惶惶飞回，撞上另一面民房的墙壁，然后乖乖地躲在她的身后。她的脸红了。她的脸本是黝黑的，尽管黑，但我还是清晰地看见她的脸红了。

我觉得她的慌乱有点夸张，她夸张的慌乱为我壮了胆量。我用眼瞅她。她不看我，绷着嘴，低垂着睫毛，矮瘦的身子仿佛萎缩了一大半。她横向挪动了几小步，挪到墙边，脸贴着墙，后背朝我，给我让道。我侧身走过时，隐隐约约闻到了一缕苹果味。我还看见她的毛刷短辫灰蓬蓬的，颤颤的，冷得打哆嗦。

走出了老远，我才喊了声“哎呀！”刚才，一个精彩的细节让我忽略了，她迎面走来时，嘴里分明是嚼着东西的。她竟然边走边吃小苹果！真是个馋女孩啊！那吃剩的苹果，肯定被她握在右手的掌心里，大概握出了不少的汗水吧。

48年了，这桩小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她是令人难忘的。第二年我们考高中，她考上了，却没去念。她父亲让她回家勾花、编草辫，帮家里挣工分。老师去她家“救”她，老人说：“一个闺女家，识几个字就中啦。”

她读初中时，数学最棒，曾作为全公社的尖子生，很光荣地去县城参加数学大赛。其他科目，她也很优秀，比我优秀多了。

她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没有母亲，据说老早就去世了。

父亲的话，她听了。据说，她为此哭了好几天。

1986年的腊月二十二，我大学毕业半年后回老家过春节，客车经过育黎镇一个偏僻小村时，透过车窗我竟然又看见她了！她站在村口一垛发黑的麦秸旁，怀里抱着一个大哭的婴儿，望着北面极远的地方，不知在望着什么、期盼着什么。那脸，依旧很黑，带着明显的苦相和哭相。她才24岁，却像30多岁，已沦为一个“老婆儿”了。

我望着她，在车的剧烈颠簸中，满心号啕着当年小苹果的酸酸涩涩。我真想不通，当初，她敢于独自一个人去买小苹果，为什么没那个勇气把愚昧自私的父命撕得稀碎？

她不是唯一。当时在我们初中班，有好多女同学的学习成绩都挺好，但是她们都没有考大学。一是不敢考，当时的大学，在乡下人眼里太神圣了，如同高不可攀、难以企及的九天之上的凌霄宝殿；二是家长们也不鼓励她们去考，有的家长甚至把反抗的女儿锁在家里逼她们听话：“屎壳郎变知了，做梦吧！”

这不战自降、自己先把自己打败的滋味，现在回味起来，真比当年那麻枣似的小苹果还要酸涩百倍。我因此常想，“武松打虎”最可宝贵的不是武松具有打虎的神力，而是他敢于打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