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刚

喜欢写作的人大都有投稿的经历。我第一次投稿是在1969年3月，当时还不满17岁，刚入厂，忽有感于时事，趁宿舍没人就提笔写了一首诗歌。大约写了两页纸的样子，用圆珠笔复写了两份，走近邮筒，看看周围没有熟人，赶紧偷偷摸摸投了进去。之所以偷偷摸摸，是因为虚荣心作祟，怕别人知道你投了稿却没有见报，丢人。

从那时算起，我的投稿生涯至今已经持续了50多年。回望半个多世纪的投稿之路，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为什么要投稿

坐在电脑前准备写这篇稿子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当年，我连个青年都算不上，为什么想到要投稿？

我并没有成为记者或作家之类的理想，我13岁考入中学，上了一年文化课便赶上“文革”，高中停办，无学可上。闲着也不是个事儿，闲暇时间我便不停地看书学习。学数理化，没有老师，学不进去，就看文科类的书籍，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碰到什么看什么，做笔记、写心得，足足攒了几大本，自己觉得有了些根底。转过年，幸遇招工，走进工厂，但心中的不甘始终在不停地涌动，总想做点儿什么来证明自己。

做什么呢？投稿也许是当时门槛最低的出路之一。它既不需要单位证明你的身份或政治面貌，也无需担心经济压力，因为那时实行的是“邮资总付”，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稿件”二字，扔进邮筒即可。虽说邮票只要8分钱，但对于一个月工资不到20块钱的学徒工来说，一个月如果写个十篇八篇的，算起来也是一笔不可忽视的开支。那时工厂的食堂，一毛钱的大菜里都飘着肉片呢。

就这样，我跌跌撞撞地走上了投稿之路。

不管登不登，只管往上拥

刚开始，自以为看了一些书、做了一些笔记就有了底气，结果这点儿浮皮潦草的知识和三脚猫的功夫很快在事实面前被击得粉碎。

心比天高的我，诗歌、散文、通讯报道、理论文章，逮什么写什么，而且专拣大块儿的写。看过一两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就写《中国工人运动在国际工运史上的地位》之类的理论文章。什么报刊都敢投，专拣高门槛的投，《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省级报刊都不在话下。有一次，我和在公社拖拉机站开拖拉机的初中同学孙桂廷还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那时根本不知道“社论”是什么性质的文章）。这等狂妄之事在今天看来就是个笑话，但在那时，我们干得是那么理直气壮、豪情万丈，正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稿子写了一大堆，而这些努力就像一颗颗小石子投进大海，没有激起一丁点儿涟漪。一篇篇满怀希望投出去的文章，一次次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就连人们眼中的“火柴盒”“豆腐块”（形容稿子篇幅小）都没有一块。晚上躺在床上，瞅着空荡荡的屋顶，无数次怀疑自己是不是写稿的那块料。

偶尔，有编辑部寄来回信，大多是那种印在32k或16k纸上的铅字，印着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客套话：“来稿收悉，经研究不拟刊用，由于我们人力有限，不能对每一篇来稿题材提具体意见，请见谅”之类。偶尔也有几份编辑手写在背面的几行字，几句鼓励的话，都会让我十分感动，阅读再三，不忍释手。我至今还保留着几份不同样式的退稿信。

偶尔有人问：“怎么光见你往外投，没看见哪里登？”我的脸顿时有些发热，嘴上说着：“还没到时候吧！”

尽管如此，也并没有影响我投稿的热情。中国有句话叫“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我的投稿之路就是在这种屡战屡败中坚持下来的。当时我的信念就是“写不写是我的事，登（报刊）不登是你（编辑部）的事，不管登不登，只管往上拥（投稿）”。

后来，我看到徐迟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有一个情节，说陈景润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光演算纸就装了几麻袋。我写过的稿子没有那么夸张，没有几麻袋，但装几个编织袋还是可能的。

长在手指间的老茧

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手掌、脚掌、肩膀容易形成厚厚的老茧。我在工厂做过7年钳工，手掌上也曾长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那是长期手握劳动工具留下的印记。

那时投稿，特别是新闻稿，是允许一稿多投的，油印和打印可以印许多份。但作为基层业余投稿者，特别是像我这种半地下状态的，是没有条件油印或打印的，用圆珠笔垫上复写纸，一次可复写两三份、三四份不等。

用圆珠笔复写稿件，不像用铅笔或钢笔那样轻松，需要特别用力，不用力复写得就不清楚，久而久之，我的右手食指与中指之间的末端指节渐渐变得粗大，不知不觉间长出了厚厚的老茧，最严重时茧子比黄豆粒略小、比绿豆粒略大，直到新世纪之初“换笔”（改用电脑打字）以后，我这两个特殊部位的老茧才渐渐褪去。我相信，与我有同样经历的投稿人大多有这种特殊部位的老茧，这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记。

经历了5年多的业余投稿史，投过数百篇稿子之后，我的第一篇文章终于变成了铅字，印在了家乡报纸《烟台日报》上。

1974年4月初的一天，我正在车间上班，县文化馆的路元泰老师打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小孙，你有一篇杂文刊登在4月9日的《烟台日报》上！”我急忙找来报纸一看，果然，在那天《烟台日报》二版的右上角（后来知道那叫二题）找到了我的投稿，文字是楷体，四周画波纹线边框，全文一共48行，每行18个字，大约800字。这便是我的处女作。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和写的稿子变成了铅字，我心跳加速，拿报纸的手甚至有些颤抖，激动之情至今记忆犹新。

接下来，类似“火柴盒”“豆腐块”之类的稿件便陆续见报，厂里人慢慢便知道了维修车间里有个会写稿子的小青年。我见报最短的一篇稿子，连标点符号在内一共130个字，典型的“火柴盒”。

尽管那时的稿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对于我这样白天上班，趁着晚上或休班写稿子的外行，还是会很惊喜，也抚慰了我五六年来“半地下”状态投稿的心灵。

毛驴车跑上《人民日报》

1983年10月，我从县里一名基层业余通讯员，被调进烟台日报社，成了一名专业新闻工作者，写稿、投稿成了我的职业、我的工作。

1984年春，我到莱阳县采访，走在县城的马路上，看到大街上奔跑着毛驴车。晚上吃完饭在街头溜达，看到街上亮着一盏盏以乙炔气为燃料的嘎斯灯，感到非常新鲜。上前打听得知，毛驴车是在运输从火车站到县城的零星货物，嘎斯灯下是卖小食品的小摊，这不由得触发了我的新闻敏感，这不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气象吗？我的“少见多怪”引发了思考，也激起了我的写作欲望，于是，我就写下了“毛驴车”“嘎斯灯”等一组稿件，每篇五六百字。看着这些说新闻不像新闻，说通讯不像通讯的“四不像”，我有些忐忑地把稿子交给了编辑室的房新民主任，没想到他大加赞赏，特地开设了一个“城乡札记”专栏，加了编者按语，让美术编辑画了插图，分三期刊发在《烟台日报》三版，受到编辑部和读者的好评。

之后，我又给这组稿件起了一个新的题目——莱阳街头，投给了《人民日报》。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稿件要投给《人民日报》的哪个部门，就在信封上写了个《人民日报》编辑部收，便将稿子投进了邮筒。一个多月后，我正在县里采访，房新民主任打来电话，说1984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刊登了我的《莱阳街头》。

接到电话，我有些激动，赶紧找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果然在四版（那时的《人民日报》每天只出四个版）的“大地”副刊二题的位置，看到了《莱阳街头》。“毛驴车”竟然跑进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远洋渔歌》唱进高中课本

1988年夏，烟台远洋渔业公司渔轮刚从北太平洋远洋渔场满载而归，报社领导安排我去采访。

一走进远洋渔业公司大门，我不由自主地“掉”进了充满惊涛骇浪的远洋渔业生活，我被远洋渔业职工的事迹深深感动。采访完成后，经过酝酿、思考，我很快写出了一篇人物通讯《渔家傲——记烟台远洋渔业公司经理邵元杰》。1988年9月27日，《烟台日报》二版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六千多字的人物通讯。见报后，报社内外反响不错。我想，远洋渔业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渔业走出近海、开拓远洋的重要壮举，在全国也具有典型意义，于是，我将原稿改写成报告文学《远洋渔歌》，投给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稿子寄出后几个月都没有消息，正当我以为此事可能不了了之时，我收到了文艺部“文学作品”版责任编辑袁茂余的来信，他首先肯定了《远洋渔歌》的基础不错，又提出了稿件的诸多不足之处，建议我修改后再寄给他看看。我又多次走进远洋渔业公司，重新补充材料，挖掘细节，完成了修改稿。寄给责任编辑后，他回信肯定了修改后的稿件。1989年8月20日，《人民日报》“文学作品”版头题位置刊发了这篇五千字的报告文学——《远洋渔歌》。当年10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在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教学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意见》，编写了中学语文补充教材，《远洋渔歌》被选入《高级中学课本语文补充教材》（第一册）。

“多味斋”里的“烟台味道”

1998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开设了一个名为“多味斋”的专栏，约请名家和各方朋友围绕饮食文化撰文闲谈。

我既非饕餮之徒，也非烹饪高手，充其量算个吃货。但我这个吃货偏偏喜欢舞文弄墨，喜欢将美食美味诉诸文字，于是就尝试着给“大地”副刊的“多味斋”专栏投稿。1998年9月11日，“多味斋”专栏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关于饮食方面的稿子——《漏粉》。这无疑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十余年间，我先后在“多味斋”刊发了《烟台焖子》《鱼锅片片》《鱼卤面》等9篇关于烟台美食的文章。

2001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云游民间多味斋》的散文集，收录了萧乾、陆文夫等名家作品，我写的《漏粉》一稿收入其中。2010年7月，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有些事只适合想念——名报副刊精华选萃》，收录了王蒙、铁凝、贾平凹等名家的作品，我写的《烟台焖子》也忝列其中。

2018年，我把这些年来见报的100多篇有关饮食文化的稿件集成书稿，寄给了吉林文史出版社，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和支持。2019年12月，我的第一本关于饮食文化的专著——《烟台味道》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五十多年前，我走上了投稿之路；这条路上，我有过犹豫，有过彷徨，但始终没有放弃；有过苦恼，有过沮丧，但至今未悔当初的选择。五十多年后，我仍然在投稿的路上，只是与刚上路时相比，少了一些焦虑和期盼，多了一些从容与淡定。

投稿之路，我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