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波
编者按
6月1日，即农历五月初六，是苏轼知登州任职令颁发940周年。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戊戌（初六），诏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苏轼1085年“端午后”知登州，从这一天开始，苏轼成为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知名度最高的“市长”。
为了挖掘烟台仙境文化之根，弘扬品重山海之魂，本报“烟台街”版面自2024年6月14日起先后开设“苏东坡知登州”“苏轼知登州功业”专栏，至本期已一周年，发表稿件14期。
苏轼在登州留下的，绝不仅仅是“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美名，更不仅仅是“一诗两状”。在登州短暂的仕宦中，他创新盐制、军备、田募等民生政务，深挖登州“山海名邦”定位，并迎来仕途的东山再起。
本期“苏轼登州之给田募役状”，是苏轼继榷盐状、水军状的又一与登州有关联的功绩，从中可见他立朝为民、灼耀古今的士大夫精神。后续，本报将持续对“苏轼知登州功业”进行深化宣传，采用多元呈现形式、多媒体传播路径，为品重烟台文化宣传探索新路径。
刚送走弥漫州道的严霜，又迎来飘浮京途的轻雪。元丰八年（1085）暮冬时节，自登州至汴京的官道上，苏轼的马车碾过千重冰辙，帘外雪泥间夹杂着零落梅瓣，恍若天地为这位复起的文豪铺就的素笺。
一
登州，在苏轼的仕宦生涯中不过惊鸿一瞥。世人多知他在登州留下了海市诗，留下了《罢榷盐状》《议水军状》，却鲜少注意同年腊月于郓州成稿的《给田募役状》。这道奏章如深埋雪中的梅种，凝结着“乌台诗案”后的政治觉醒，亦延续着他辗转多地的治政精魂。
黄州五载谪居，苏轼在东坡雪堂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时，很难想到有朝一日能重返庙堂。然“人材（才）实难，弗忍终弃”（宋神宗语），元丰八年五月初六的知登州任命刚至，九月十八的晋级邸报再达，苏轼经历了跨河过海的百日擢升。
在刚到任所写《知登州谢表》中，他对朝廷不弃而重用，虔诚剖白心迹：“岂期枯朽之年，有此遭逢之异？”“先帝（神宗）全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哲宗）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没身难报，碎首为期。”字里行间，既庆幸劫后余生，更暗含时不我待的急迫。
十月二十，礼部郎中任命诏书送达府衙，犹令他几疑在梦中：“卿文冠天下，久郁经纶。今擢礼曹，以待异日大用。孔子曰：‘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大才不患无位，其勉之哉！”字字温润，句句盈心，恰似春阳化开他心头的冻土。
这份超擢之恩，源自朝中新旧党争的时局变幻。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旧党重掌权柄。苏轼像被风暴裹挟着的浮萍，一次次地成功上岸，留下元祐更化深深的潮印。
尽管海风的咸苦叩击登州府衙窗棂，然而时疫（流感）在身的苏轼，于日落前离别知登州的官椅，却将志书、官文、奏疏等搬到居所的案头。草拟榷盐、议军两状的墨迹未干，他便翻开自密州带来的《田募役札记》，重温、整理诸州的治政实践。
《给田募役状》的诞生，是多重因素的交织：贬谪生涯中对民生疾苦的体察，十余载辗转四地的施政经验，以及登州任上对政策“一刀切”弊端的反思。
实际上，苏轼《给田募役状》的起草与上奏，最终取决于朝廷越级提拔，登州是他东山再起的起点。舍此，他没有感念的理由，也无回馈的动力。这促使他回报朝廷的知遇之恩，急切而必须。
这在他《给田募役状》的文末得到验证：“臣幸得先帝的优遇，荣受先帝保全之恩，今又承蒙陛下的越级提拔，思念仰慕，感激流涕，不知如何报答，所以冒昧上言，陈述自己的意见。”
二
要解《给田募役状》之精义，须追溯至熙宁二年（1069）汴京的严冬之季。时年三十四岁的苏轼任开封府推官，目睹了青苗、免役诸法推行之弊。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直言：“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这番议论虽遭新党攻讦，却埋下他日后改良役法的思想火种。
熙宁四年（1071）起杭州通判任三载，苏轼亲见免役法在东南的实践：富户以钱代役，贫者反增负担。某日巡视余杭县，见一老妪携幼孙，跪地申诉：“三子充役，二殒河工。今以薄田抵役钱，老身将何依？”其声凄切，令随行胥吏，亦为之动容。苏轼扶起老妪，暗下决心要为新法更章、补阙。
及至密州知州任，才给他始创“给田募役”制度之机。城郊的麦田旁，苏轼与老农席地而坐：“若以官田募役，岁收其租以充雇值，可乎？”老农心悦抚掌：“此法甚善！役者得恒产，民免追呼，官省支费，实三便之策。”这番对话，后来化作《密州谢上表》中的治政理念：“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
熙宁三年间（熙宁七年至九年）的密州官衙，烛火在青瓷灯盏中摇曳。苏轼案头堆着历朝会计录册，泛黄的纸页间藏着熙宁年间给田募役法的旧制。这位常怀养民之心的州守，试图在前人治政的得失里，寻找治州良方。
当王安石新法浪潮席卷州县时，苏轼的官靴早已踏过密州阡陌。他看见农人握着龟裂的田契，眼中满是恐慌不已的焦灼。在苏轼看来，新法于汴京是墨写的条文，在乡野却化作百姓额头的沟壑。
然而，他与幕僚月下对酌时，谏言犹在耳畔：“薄田易生蠹，短役难长久。”他何尝不知，狡吏在田契上做手脚，愚民为眼前铜钱典卖祖产。但醉眼蒙眬间，他仍然坚信，制度如陶器，瑕可修、器长存。
熙宁十年（1077年）的徐州抗洪，苏轼对役法的思考，更加深化。黄河决堤的浊浪逼近城垣，他亲临月夜巡堤时，偶见一役夫蜷缩草棚中，遂解裘相赠，叹道：“役法之弊不在法，而在行法不得其道。”这种体察关爱，最终凝成他崇尚的改革主张：“法贵因时，政须宜民。”
黄州谪居四年（1079-1084），他与农夫共话役法的情形，历历在目。彼时山里田夫执锄叹道：“役钱如刀，割我膏腴”。而元丰末海畔盐户的诉苦，犹在耳畔：“榷盐似网，缚我生计”。一山一海，两种民生疾苦，终在登州的海天之际交汇成改革之思。
三
腊月的登州，海风裹挟着咸腥的气息，掠过城头。苏轼站在城楼上，遥望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眉头微蹙。
苏轼“入境问农”，征询意见，白头老农的回答，仍萦绕在他的心头：“我们枯朽之年，不定哪天就会死去。虽在田野，也有分辨能力。恭闻圣母大仁大德，嗣皇十分仁义孝顺。每每下发号令，使人人都感激流涕。但愿强忍着垂死之年，以等待革新的政策下来。”
在田间，鞋履上沾着新翻泥土的苏轼，感受到登州老农的淳朴。而当他站在滔天浪涌的海边，更体会到渔民的直率。他深知，面对实行多年的给田募役法，田农、渔民各有各的难处。
田间地头的老农，粗糙的手指摩挲着麦苗，说：“苏大人，这免役钱虽好，可咱们这些种地的，哪来那么多现钱！”一身腥味的渔民叹道：“这免役法，让我们渔民日子过得甚难。”
苏轼虽皱眉，却也回复坚定：“我会上书朝廷，以除法之弊也。我在登州试行新法，就是为减轻渔民之负担。”回到府衙的路上，苏轼边走边深思着百姓的诉求及解决之法。
“大人，给田募役状已草就。”当苏轼回到衙门后，主簿捧着文书和役钱账簿前来。苏轼注意到，文中有“盐丁代役钱”条目，这触发了他改良役法与盐政的联动思考。他提笔蘸墨，在奏折上疾书几笔，笔锋遒劲，字字千钧。
临行前，苏轼召集僚属商议新政。“臣在登州，见百姓困于榷盐，困于免役钱，困于种种苛政。”他铿锵直言，“养民之道，在于轻徭薄赋，在于与民休息……”
经田野调查和府衙决策，印证了苏轼在密州时的设想。他切身意识到朝廷政策的“一刀切”弊端，故在《给田募役状》中强调“因地制宜”。这种主张，与登州榷盐改革中的“去私立公”逻辑，一脉相承。
由于登州特殊的海疆环境，又需制度改良创新：沿海斥卤之地不宜农作，然若以盐场附田募役，既可安置盐户，又能增强海防。这种智慧因地制宜，后来成为《给田募役状》的核心主张。
翌日清晨，苏轼换上朝服，准备上路。不少百姓听说苏大人要晋京，便在衙门外聚集起来。他们惋惜知州离登之速，也寄望于他为民请命，特意前来相送。苏轼走出衙门，满含深情地告慰百姓：“养民之举，为百姓顶天大事。定会上奏朝廷。”
四
元丰八年腊月，郓州官舍的檐角挂着冰凌，驿道积雪未消。风尘仆仆的苏轼抵达后，便与京东路转运使、知庆州范纯粹闭门深谈。案头茶烟袅袅，映着两张士大夫清癯的面容，在王朝暮色中执拗地点亮星火。
苏轼与范纯粹对坐论政，案头摊开募役法沿革考释和募役五利论稿本。范纯粹拨动炭盆，青瓷盏里腾起松烟香：“子瞻兄星夜疾驰，可是为募役新法？”
“德孺（范纯粹字）且看。”苏轼从行囊取出密州黄册，绢帛上朱批斑驳如血：“差役逼民为盗，免役困民于税。徐州田夫鬻子纳捐，登州盐户衣不蔽体……”语至沉痛处，烛影在粉墙上剧烈摇晃。范纯粹凝视着故友霜染的鬓角，想起二十四年前凤翔签判任上那个裘马翩翩的苏子瞻。
他们谈起父辈未竟的事业。庆历年间，纯粹之父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痛陈役法积弊；治平年间，苏轼之父苏洵作《衡论》疾呼变法图强。此刻烛下对坐的两人，如同接过父辈的断剑，要在元丰末年的冻土上重新淬火。
“此状当以给田代役为纲。”范纯粹指尖划过京东路舆图，在登州、密州、徐州三州画圈：“青苗法夺民田，我等便以官田养民。”苏轼会心一笑，从袖中取出登州盐民按满血指印的陈情状——这是他在多日疾驰中绑于胸口的贴心之物。
更漏三响，他们拟就的《给田募役状》渐成轮廓。细读《给田募役状》，奏章开篇即溯法理之源：“先帝深虑役法之弊，创为免役，民皆便之。”十二之策，条分缕析，既有“以官田募弓手”的边防良策，又有“许民赎役”的权变之计。
临别时，雪落郓州。这篇苏轼复出素笺上描画的梅朵——《给田募役状》，超越党派恩怨，尊崇养民治政，不仅展现了苏范二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内核，而且成为苏轼“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又一不朽政绩。
当年十二月苏轼回京，正值新法争议激烈之时，此状直到元祐二年（1087）二月一日，方与《缴进给田募役议札子》一起，得奏朝廷。已处高位的苏轼，谦虚呈状，说“纯粹讲此事，尤为精详”，建议若可行，让纯粹面陈陛下。
御者扬鞭催马，辕铃惊起寒鸦。苏轼马车上摩挲着奏状封题，想起二十四年前过渑池僧舍时写下的雪泥鸿爪，他何曾料想，会在海隅登州重启仕途，酝酿并写作影响深远的《给田募役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