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宝新

图为地方文化学者孙明浩

胶东栖霞的一处民居里，深夜孤灯下，泛黄的《金瓶梅》刻本堆叠如山，灯光在一摞摞古书上投下斑驳光影。

十年间，基层文化学者孙明浩蜷身于这方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以孤勇之姿逐字校勘《金瓶梅》的晦涩文本。十年间，他翻烂四套不同版本的《金瓶梅》，手写校注近百万字，将山东方言与书中俗语勾连，揭示《金瓶梅》与齐鲁文化的深层血脉，也使《金瓶梅》研究从庙堂走向乡野。

一

孙明浩是栖霞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他工余时间刻苦自学，潜心钻研，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社会科学论文和文学作品，获得过山东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是山东省十大优秀自学者标兵、烟台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他还先后编著并出版了地域文化专著《神仙丘处机》《栖霞风物》等10部，计400多万字。

2004年5月18日，孙明浩应邀出席山东省纪念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实施20周年大会，山东教育电视台与山东省自考委拍摄制作了一部题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的专题片。巧合的是，千里之外的许志强先生看到了这个专题片，片中孙明浩的自学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想方设法与孙明浩取得了联系。那次通话，孙明浩得知，许志强先生是中国《金瓶梅》学会会员、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学会副秘书长，曾于1990年提出《金瓶梅》作者贾梦龙说，在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许志强说：《金瓶梅》是明代白话长篇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将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并称为“四大奇书”，后被清初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壸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作为地方文化学者，孙明浩对《金瓶梅》一书也有了解，在许志强极力推荐下，他托人找来《金瓶梅》细读。自此，孙明浩与《金瓶梅》这部奇书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

《金瓶梅》中的故事发生地是山东“清河县”。书中多次提到的“清河县”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临近运河、商业繁荣，与明代的山东临清州（今临清市、属聊城）地理特征高度吻合。书中对清河县商业地位和繁华程度的描写，也与临清州高度一致。

临清是运河重镇，明代南北物资集散地。书中提及的运河码头、钞关（税收机构）等细节，与临清历史档案记载相符。主流研究更倾向于将“清河县”视为以临清为蓝本的文学再创造，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山东方言。

《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发迹与衰落的过程。小说塑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形象，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代中后期，已积重难行，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滋生，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将这样一个社会用文学的方式展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明代关于《金瓶梅》抄本的记载，虽然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传闻、实录或点评，但也已涉及《金瓶梅》研究课题的思想、艺术、成书、版本、作者、传播等诸多方向，并时有真知灼见。

《金瓶梅》一书有许多谜。

一是成书年代之谜。主要有“嘉靖说”“万历说”两种意见。

二是成书方式之谜。主要有两说：一说为“个人创作说”，明清两代均主此说。20世纪更一度成为定论，鲁迅以后的众多文学史、小说史因此称《金瓶梅》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小说。二说为“世代累积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8月29日发表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进行了阐述，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徐朔方也持此观点。

三是著书作者之谜。《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真实作者具体是谁，成为金学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海内外研究者所关注，并提出了上百种说法。当代广有影响的说法有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

《金瓶梅》版本多达四类：

1.抄本。万历十七年，王肯堂“以重资购抄本二帙”（《山林经济籍》）。如果说万历四十五年丁巳是《金瓶梅词话》初版的时间，那么《金瓶梅》抄本流传的过程，至少有28年之久。虽今已失传，但流传线路可以考证。

2.词话本，又被称作说唱本、10卷本等。存世《新刻金瓶梅词话》版本目前计有四个本子：原北平图书馆藏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残本。

3.绣像本，又被称作崇祯本、说散本、20卷本等。目前存世的有十几个本子，互有异同，有早晚、优劣、系统、源流问题。

4.第一奇书本，又称张评本。普遍认为第一奇书以绣像本为底本，现存上百个本子，也互有异同，有初刻本、系统、源流等问题。

三

2010年寒冬刚过，孙明浩忽然收到一个噩耗：他所敬重的、在《金瓶梅》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许志强老师英年早逝。在感叹人生无常的同时，孙明浩也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许老师经常鼓励他，在《金瓶梅》研究路上一定要矢志不渝，坚持下去。

研读《金瓶梅》的过程中，孙明浩发现《金瓶梅》各种刊本错讹甚多，至今尚缺乏一部足堪信据的校勘本。《金瓶梅》中有大量山东方言，不少学者在校勘时不甚了解，这方面的错讹更多。

2014年，孙明浩在研读中校勘标点，决定推出一部较为规范的《金瓶梅》读本。从那时起，他留意与《金瓶梅》相关的点点滴滴，看到有价值的信息，就分门别类存入档案收藏。有关《金瓶梅》的图书资料，他买回来一本一本研读、评判。丢下多年的古汉语，他也重新拾掇起来。他对山东方言尤其热心，山曼的《齐鲁乡语谭》、兰玲的《乡音不改》等一本本方言著作，他都摆上了书桌。

没有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加持，亦无官方课题经费支持，孙明浩凭着对古籍的一腔热忱，穿梭于张竹坡评本与崇祯本的字句缝隙，逐字逐句比对万历词话本的山东方言，在方言与历史的褶皱中打捞真相。

《金瓶梅》研究也好，校勘也罢，现实中一直存在着两个严重的不一致：

一是专家认知与民众认知严重不一致。一方面，《金瓶梅》受到专家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奇书，作者直面人生，洞达世情，展现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官场的腐败黑暗，透析人性的善恶，其深其细其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另一方面，作品在涉笔饮食男女之时，多有恣肆铺陈的性行为描写（约占全书百分之二篇幅），触犯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敏感的神经。

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一致。一方面，《金瓶梅》研究与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在学术界拥有很高的地位；另一方面，《金瓶梅》长期被视为不好的书，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受到诸多限制。

这种专家认知与民众认知的脱节、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失衡，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原因，无疑给孙明浩的研究带来许多压力。但孙明浩却矢志做二者的桥梁，做“缝合”的工作，他希望能在《金瓶梅》的规范和普及上有所作为。

四

十年间，孙明浩沉浸在《金瓶梅》的世界里，他选择校勘的是最为经典的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由于版面不清晰，个别字或偏旁模糊，孙明浩拿出积蓄，购置不同版本的《金瓶梅词话》原本影印本进行对比，去伪存真。

与其他校勘本比较，孙明浩的校勘本有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通用中国简体字，并根据现代汉语规范要求，对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做了必要的规范。

由于《金瓶梅》各刊本自身多有讹、夺、衍、倒等各种错误，且在古代汉语的实际使用中多“同音通用”或“同音假借”，有许多不规范的俗字掺杂其间。俗字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字起源于隶变，流传于民间，是历朝历代不断累积的结果。俗字的存在不利于语言的规范，如飰（饭）、卓（桌）、筯（箸）、簷（檐）等，孙明浩对297个这类汉字进行了规范。

二是对320个不规范的词语进行规范。如：肐膊（胳膊）、螃蠏（螃蟹）、耳躲（耳朵）、妆束（装束）等。

三是对上下文逻辑关系进行了必要的理顺。如《金瓶梅词话》第一回称“因此武大在紫石街住不牢，又要往别处搬移”“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房屋居住”“搬到县西街上来”，下文中多处将武大住处误为先前住过的“紫石街”，应改正为“县西街”。又如：第四十回称薛姑子“原为地藏庵儿住来，如今搬在南首里法华庵儿做首座”。后又多次称薛姑子在“地藏庵”，“地藏庵”应改“法华庵”。

四是校出了以往版本没有校出的错讹。如：第九回“摘问了郓哥口词”，“摘问”一词在书中多次出现，“摘”实应为“擿”。擿问：诘问，责问。第五十一回中“饿眼见瓜皮一般”，“饿眼”应为“鹅眼”，山东方言有“鹅眼见瓜皮——不管好歹”的歇后语；第四十二回中“风吹辘轴打孤雁”，“辘轴”应是“碌碡”，两字均为借音字。

如今，孙明浩对《金瓶梅词话》的校勘工程基本完成，正商谈出版合作事宜。回顾十年的艰辛，他想感谢的人很多，他忘不了名作家衣向东，山东大学教授谭好哲和周向军，本土作家衣文敏、高吉波、柳文东，以及众多师长和朋友的支持和鼓励。

他说，是时候摒弃对《金瓶梅》的偏见了，应该让更多人认识到这是一部蕴含深刻人生智慧、反映社会万象的巨著。应该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去研读这部奇书，进而触摸那个时代的脉搏，感悟人性的复杂与坚韧，让这部千古奇书在现代社会绽放应有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