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剑华

一

除夕的子夜，当饺子在沸水中翻涌成月牙形孤岛时，那座蓝色屋顶的小小免费图书馆（Little Free Library，简称小图书馆）正在新春的气氛中尽情地呼吸，将方块字、拉丁字母与印第安象形文字酿成跨年夜的甜蜜。

在里多运河东岸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小图书馆。这座高不过三尺、宽约二尺的小房子，用两条方木坚实地支撑着，还有个带坡度的蓝色房顶。横楣右边是它五位数的编号，横楣左边是它的理念：取走一本，放回一本（Take a book, Return a book）。中间是0.68平方米的玻璃窗书橱，里边上下三层摆放着近百册各式各样的图书。上边两层既有《百年孤独》《傲慢与偏见》，也有畅销书《少年Pi》，经典作品与当代名篇遥相呼应；下层则是些著名的儿童期刊杂志，譬如《Click》画册。在这里，恐龙与三叶虫在蜡笔的涂抹中复活。书橱的特点是拒绝一切语言的“膨化食品”。有几次我拿着图书来此更换时，心仪的书籍已被其他读者置换了，这体现了小图书馆便利的交流条件和高效的交换频率。

二

这个红遍全球的小图书馆，是由53岁的托德·波尔在2009年为纪念母亲而创办的。波尔先生于2018年因病去世，小图书馆的数量已达到75000个，超过了安德鲁·卡内基在国内建立2509所图书馆的记录。如今，世界公立图书馆已不再风光无限，而小图书馆的推广速度却迅猛异常。试想，当那盏阅览的灯在碳基文明中黯淡下来，这些小图书馆将成为人类写给宇宙的最后情书，永恒地飘荡在时空的褶皱之间。

积雪在蓝色屋顶切割出璀璨的光斑，当我抽出那本《傲慢与偏见》时，再版的书皮仿佛在寒冷的季节里渗出了简·奥斯汀的手温。书页间夹着一片枫叶标本，叶脉里凝固着2010年的秋霜——这恰是里多运河河畔小图书馆的初建年份。我忽然懂得了，每个图书漂流者都是时空邮差，在广袤的大地上撒播着文明的种子。

邻居季先生中等身材，板寸头弄得干净利索，国字型的脸上堆满了笑，圆眼镜后面的大眼睛闪烁着亮光，高挑的鼻梁是那样精致，上扬的嘴角总显得喜滋滋的。他推眼镜的动作总让我想起一位书法家的某个瞬间，那些在虹膜深处跳动的汉字偏旁，正在重组跨国文化交流的美好篇章。

虽说他将步入杖国之年，却不甘止步于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为推广小图书馆辛勤劳作着。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动力在催促着他，聊起这座小图书馆的故事，他会兴致勃勃地与你聊下去。我疑惑，小图书馆蕴藏着的“商机”无限，为什么波尔先生不为所动？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会儿，季先生正在用镊子修补破损的书页，他的回应也是出奇地平静。他说，波尔先生“只希望这个事业可以改变一个人、一个街区、一个城市、一个世界”。或许是因为激动，他语速加快了许多，在他那标志性圆眼镜后面，他的眼神格外明亮。可有谁知道，这些年他在忙着推广小图书馆、社调项目，拖延着还没能去做白内障手术。

三

通过邻居季先生认识了舒尔，多亏有季先生语言上的帮助，不然的话我就会误把舒尔当成这座小图书馆的管家了。

舒尔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自小酷爱摆弄机械玩具，当他比划机械制作原理时，分明是在浩渺的天空绘制醉美的星图，让人想起张衡地动仪里那颗向着震中落下的铜珠。

对于这个从小在机械堆里长大、“不成熟”的舒尔，父母鼓励呵护着儿子的“兴趣点”，在为他职业规划的同时，从不给他“非成功不可”的压力，而是资助他完成了机械自动化学业。这位高大健硕的理工男，茂密的络腮胡子像是亟待收拾的庄稼，右手指间习惯夹着一只雪茄，另一只手则在天地间肆意地比划着。

对于成为社区读书分享会的中坚力量，他却有着独特的因由，用他的话说就是，双胞胎女儿正处于人生观的形成期，为她们的成长而读书成了他不可懈怠的理由。此刻，我想起了梅格·米克说的那句话：“比起其他任何人而言，父亲才是能奠定女儿人生轨迹的那个人。”

首先，他肯定地说：书籍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的书籍对应着不同的孩子（独立个体）的需求。当然，前提是这类书籍不存在社会所唾弃的言论内容，小图书馆满足了我们这个最基本的诉求。其次，关注女儿们的成长，他发现，她们所处的环境是自媒体、信息爆炸的年代，不像从前孩子们的成长环境那么单纯。那时，一本书可以多年、反复地去读。现在，信息交换也就是瞬间的事，线上购书既方便又实惠，最大的问题是，大数据的围攻和推送，致使人们摆脱不了固有的“舒适区”，“数字监狱”限制了读书人的视野和选择。另外，如今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给予孩子们巨大的压力，固执地认为通过阅读就能了解生活是不对的，还要学会怎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从启迪开发孩子们的兴趣点着手，尤其是无情地淹没孩子们的天赋，对于心灵稚嫩的孩子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顿，甚至人格扭曲。再者，对于书籍优劣的判断标准，因每个人的具体状况而有所不同。对书籍的欣赏品味并不取决于年龄，有些年长者生活也很洒脱，对于新生事物的接受宽容而又敏捷。书籍应该是面对个体的读者。

小图书馆旁，高挺的槭树下有一条木质长形座椅，白色的油漆已经脱落，却经常坐着读书的老人和孩子，成为这个季节最温馨的一种风景。孩子们正是模仿欲和创造欲兼而有之的年龄，耳濡目染，也就了解了他们自身或发生在身边的事。

凯伦是学校里的合唱队队员，他告诉我，合唱比赛日期临近，来小图书馆看书的日子就少了。我以为合唱比赛就是重在参与，没想到，凯伦极其认真地说：参加这项国际合唱比赛也绝非易事，必须是在小学低级部合唱比赛中获得名次，才有资格参加高级部的合唱比赛。小学低级部的准备曲目就有十首，有的曲目得学会聋哑人的手语表达，有的曲目是用德语演唱，新语种既绕口又陌生，用拉丁语演唱还得弄懂它的意思……凯伦说着，脸上调皮的稚气荡然无存，白里透红的笑脸愈发活泼可爱。我可能会忽略尘世中或空洞、或贪婪、或含着嫉妒的眼神，但我记住了像凯伦这样的孩子们的眼睛，像两颗圆溜溜的珍珠或葡萄，它们会明亮地闪烁在我的记忆里，为我渐露苍老、生涩的眼睛，注入一缕缕温和、平静的光芒。

尽管凯伦如数家珍，我这个“乐盲”却听得满头雾水，只记得有鲍勃·奇尔科特创作的《你能听到我吗？》、电影插曲《勇者无惧》和德国咏叹调《如果你和我在一起》。通过查询才知道，《你能听到我吗？》描述了一个聋哑孩子眼中的世界；《勇者无惧》是史蒂芬·史匹伯1997年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导演的电影，讲述了1839年非洲黑奴在运奴船“友谊号”上发生的反抗事件。《如果你和我在一起》是由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改编，成为受人喜爱的巴洛克音乐乐曲。这个咏叹调是情歌中常见的爱情主题，表达了与所爱的人相爱时的喜悦和满足。至于其他音乐曲目，都是我闻所未闻，极少识得。我羞愧沉溺于现实影像的一次元中寻找感动，而这些孩子们所开辟的视野，仿佛开启了另类次元的大门，我不再满足于文学的表达形式，因为孩子们的歌声才是更真实和具体的表达方式。

波尔先生的小图书馆，历经艰辛却是“生不逢时”。恰逢信息爆炸网络发展的年代，“碎片化阅读”正在影响着孩子们，成年人也会沉溺在数字化的空间里，滋生出像泰戈尔所说的那种“迷茫”。泰戈尔称其为生命固有的哀愁，说它会从生命的缝隙之中渗透出来，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你。小图书馆的优势就是鼓励人们“逆水行舟”，让人们从书本中找到化解“迷茫”的答案，把“给予”和“分享”的概念，在读书修养的过程中提升到最高的层次。

托德·波尔为推广小图书馆倾尽所能，是伟大的。也有些人不理解他，或不完全理解他。我也是对他逐渐有了些理解。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毕生承受的重压，是我了解到他人到中年，丧母、失业后患上抑郁症，他却没有自暴自弃，哀叹命运的不公，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过去不明白他的人，在了解了这些事实后也该幡然醒悟。然而，对于渴望理解和抚慰的托德·波尔来说，这个“明白”来得是不是太晚了？

有人曾经问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如果知道自己明天就会死亡，那么今天你会做什么事？”他回答：“我会种一棵苹果树。”当我再次来到这座小图书馆，双手虔诚地打开小小的玻璃门，奉送上我珍爱多年的《红苹果》，这是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代表作，在上世纪70年代由黄子祥翻译，从艺术角度来看，无论是布局、写景还是人物刻画，都有许多独到之处，我相信：这种以书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的联系，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密码，也是我们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当《红苹果》落入书橱的刹那，里多运河的上空隐隐传来春雷的轰鸣声。此刻才懂得，马丁·路德·金要种的从来不是苹果树——他要在种族隔离的沙漠里，建造一艘用书脊作肋骨的诺亚方舟。波尔先生的小图书馆正在长出年轮，年轮里藏着所有文明存续的密码：当人类把最后的知识刻在苹果籽上时，春天，就永远会留在未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