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

一

晨曦中，海浪簇拥下的烟台山云雾缭绕，如梦似幻。山巅之上那座顶天立地的白色灯塔一如往常，将灯光高高托举。从海上起身的年轻的风，步履轻盈地穿过静谧的朝阳街，迅速向港城深处飞奔而去。

随着不远处教堂里大钟传出几声悠扬的鸣响，临街商铺次第打开了房门。从那幢坐东面西的二层砖石小楼里走出一位青衣小帽的中年人。他舒展腰身，信步走下台阶，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这位中年人，就是宝时造钟厂的缔造者李东山。

李东山曾不止一次地走过这条街。脚步中有欢乐，也有哀伤。我，不止一次漫步这条街，是仰望，也是追梦。

此刻，我驻足在朝阳街宝时造钟厂旧址前。小楼大门紧闭，铜锁锈迹斑斑，台阶上慵懒地躺着几片枯黄的法桐叶子，房檐上两只麻雀悠闲地拉着家常。透过落尘的窗户玻璃，看到里面空空荡荡，一片衰败颓废景象。

凝望着这座栉风沐雨又充满温情故事的小楼，抚摸着贴着深褐色玻璃片的墙壁，一种穿越时光隧道的凝重感和苍凉感油然而生。

时光没有老去。李东山未曾走远。不信，屏住呼吸，侧耳倾听，你会听见那澎湃的钟表“嘀嗒”声依然铿锵有力。蓦然回首，李东山带着他独有的光阴故事逶迤而来。

就在我脚下这条曾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朝阳街上，1915年7月，从威海小山村里走出来的李东山（1873-1946）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他斥资2.5万银元，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钟表企业——宝时造钟厂（后更名为德顺兴造钟厂）。这家造钟厂的创办，开创了中国机械制钟的先河。这一年，李东山42岁。

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李东山和他的伙伴们艰苦跋涉、励精图治，超越梦想。

或许，当年他们办厂兴业的初衷，只是想简简单单、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情。他们在商言商，只是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后来，面对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他们才毅然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们不会想到，当年的破冰之举，擎起了烟台民族工业的大旗，挺直了国人的脊梁。

我想说，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抵达时光的彼岸。我们的一切解读只是一种解读。李东山和他的伙伴们所经历的磨难、经受的苦累，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肤浅的表象，都是苍白的揣摩和平铺。但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展现出的民族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颂扬。

我想说，作为李东山的后来人，唯有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让根植这方沃土上的钟表技艺传承下去，大概才是他更愿意看到的，也是后人最应该做的。

二

1937年，英国人A·G·Ahmed在其编撰的《烟台通志（1935-1936）》一书中写道：“作为中国钟表工业的先驱，德顺兴有一个传奇的经历。德顺兴造钟厂今天在烟台工业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归功于天生聪慧和眼光长远的企业创始人——李东山。”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东山开创了一个时代。他以中国商人独有的胆识和魄力，用质优价廉的产品打破了国外造钟企业的商业垄断，并最终将其逐出国门。“宝时”“永康”长了国人志气，也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的祖辈们就是“宝时”座钟的拥有者。我扯住时光的衣角，抖落出沉寂的回忆。

还是孩提时代，已历百年沧桑的老宅堂屋的八仙桌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一架紫红色木质边框座钟。钟盘中央清晰地刻着一个繁体“宝”字。记忆里，垂暮的祖父就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伴着“嘀嗒嘀嗒”的钟声，在夕阳余晖中昏昏沉沉地打盹。

父亲说，这架座钟是祖父那位在海参崴使领馆当大厨的哥哥省亲时买下的。据说当时花费了不少银子。“嘀嗒”作响的稀罕物曾引来街坊邻居羡慕的眼光，但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祖父对此颇有微词，他不止一次埋怨其哥哥的奢侈。他说，买这架座钟的钱若换成粮食，够一大家子人吃上小半年。庄稼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着日头转就行，根本用不着这花里胡哨的洋玩意儿。

父亲的观点和祖父相悖。他坚持说，过日子得有把尺子。座钟就是量日子的尺子。这架座钟不是洋玩意儿，是地道的烟台货，产自宝时造钟厂。

在祖父和父亲的数次言语碰撞中，我记住了烟台山下朝阳街，记住了民族实业家李东山。

父亲的观点在我走出山村来到烟台后得到了验证。我知道，“宝时”和“永康”都是李东山公司旗下产品。“永康”座钟比“宝时”更胜一筹，行销大江南北，出口东南亚。不仅如此，在李东山带动下，烟台又先后创建了“盛利”“永业”“慈业”“仁昌”等造钟工厂。烟台钟表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烟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制钟业之都。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钟表的家族故事中，还有一个桥段与我的三爹有关。

三爹是个苦命人。祖父膝下有四子，三爹先天聋哑。祖父去世后，三爹在村北苗山山坳里的窑场打工，生活起居由我父母照顾。在我印象里，三爹心灵手巧，又干净利落。我曾想，如果不是因为聋哑，他的人生一定丰富多彩。有一年春节前夕，窑场里开了工资，三爹提出要买块手表。父亲以不实用为由断然拒绝。当时买一块手表会花掉他大半年工钱。三爹不干了，在炕头上不吃不喝躺了两天，以示抗议。父亲百般劝说无果，只能领他去县城里买了一块产自上海的“宝石花”牌手表。手表上了腕，三爹喜上眉梢，第二天没吃早饭就高高兴兴复工了。过了半月后的一天傍晚，神情落寞的三爹回到家里，比比划划告诉父亲，手表不要了。父亲无奈只能出钱买下。全家人一直纳闷三爹的举动。

三爹去世若干年后，一次和本家婶子聊天，我终于解开了谜底（当年，我这位婶子和三爹是窑场工友）。原来，窑场里干活的老少爷们中有一对青年男女因手表传情，结成了连理。三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的潜意识里，有块手表就能成就一段姻缘，所以执意要买一块表。

厘清了事情原委，我心里五味杂陈，禁不住泪眼婆娑。我苦命的三爹啊，我理解你渴望婚姻、渴望幸福的心思，但是你哪里明白健全人的世界，难道真的是一块表就能换来一场姻缘吗？

现在，时光接走了我的祖父、父亲和三爹。他们的座钟和手表都传给了我，我敝帚自珍，一直小心翼翼把它们收藏在书房里。每当我写作倦了、累了，或者灵感枯竭的时候，总会深情地凝望那架座钟。这时候，我的眼前会出现他们的音容笑貌。每一次擦拭座钟，给它上满弦，钟摆就会像年轻时一样血脉贲张，迈着激情澎湃的步伐向光而行。有时，我也会把手表取出来把玩一番。拧紧发条后，手表就会发出“嚓嚓”的声响。

在我朴素的情感里，我对钟表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崇拜。

在我看来，钟表是万物之灵。它们虽然是以长短针“嘀嗒”行走的表象物件，却牢牢掌控着时间，继而管理着世间万物。

在钟表营造的时空里，我看到了花谢花开，四季轮回。我见证了世间繁华，千姿百态。我目睹了尔虞我诈、生老病死，感受到了岁月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

三

当时光的指针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钟表已经成为寻常之物和居家必备品。20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起还曾被称为结婚“三大件”。那时候，“宝时”“永康”品牌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消失并不意味着消亡，它们总会以新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比如，曾经风光无限的“北极星”钟表就和它们一脉相承。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北极星钟表还有句朗朗上口的广告语，“中国钟表有颗星，她是烟台的北极星”。这句底气十足的话，连小城里牙牙学语的孩童也说得抑扬顿挫。

我还记得，高光时刻的“北极星”闪亮在春晚零点倒计时环节。在万众瞩目的辞旧迎新祈盼中，“北极星”引领人们走进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媚春天。

一架座钟就有一段故事。一块手表就有一段传奇。

世间万物皆有轮回。尽管今天，在时代发展的滚滚车轮碾压下，“北极星”也步“宝时”“永康”后尘，日渐式微，渐行渐远。

但是，我，以及像我一样对钟表怀有无限敬畏的人，在扼腕叹息之余，依然痴心不改，不离不弃。依然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苦苦寻找那份属于烟台钟表独有的芬芳和荣光。

几年来，为了追逐它们渐行渐远的踪影，我辗转于烟台市区多个钟表主题博物馆和纪念馆。在这些场馆里，我看到了琳琅满目的中外钟表，看到了100多年来烟台钟表的发展历程，看到了烟台钟表人栉风沐雨的动人风采。

不仅如此，我更欣喜地看到在烟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美时嘉”为代表的本土钟表企业，赓续血脉，传承经典，以神圣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追求卓越，深耕细作，让烟台的钟表之花茁壮成长，蓬勃发展。

行文至此，我想，我们有必要向这些执着的守望者和辛勤的耕耘者深施一礼，道一声感谢。

四

中国近代机械制钟业的根在朝阳街。

“朝阳街，我来了！”

“宝时造钟厂，我来了！”

“东山先生，我来了！”

念兹在兹。每一次来到这个魂牵梦萦的圣地，我仿佛都经历了一场庄严而圣洁的风雨洗礼。每一次挥手告别，我都会沿着朝阳街缓步北行，径直走到大海身边。

今天亦然。

波澜壮阔的大海，涛声阵阵，鸥鸟翔集，惠风和畅。

此刻，我面前赫然耸立着两座山：一座是昂首天外的烟台山，另一座是仰之弥高的李东山。

倏然间，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东山再起，实业报国。

——这是烟台造钟人的铮铮誓言，这是薪火相传的烟台人吹响的集结号。

我坚信，继往开来的烟台造钟业一定会重铸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