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福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历史的记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留下一代作家的足迹。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著名文学家采访录——足迹》，就是中国作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留下的历史印痕和作家前进的足迹。

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三十年，神州大地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历史转折。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走过来的一代作家，留下了闪光的足迹。他们的创作同改革开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是这段历史的记录，他们也受到改革开放的洗礼，从精神世界到文化观念焕然一新，创作别开生面。

中国当代的许多优秀作家，特别是中老年作家，他们的创作经历都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留下鲜明的改革开放色彩。贾平凹就深有体会地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代痕迹在我的作品中都能找到。”铁凝更强调指出：“我的写作，我的成长，我作为作家的成长，是伴随着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

《著名文学家采访录——足迹》，就是记者与作家通力合作，回顾总结这段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和切身体会，富有启发教益。本书涉及的作家，从宗璞、王蒙、严歌苓、蒋子龙、陈忠实到莫言、何建明、刘绍棠等，都是身处这个时代的文学骄子和精英，他们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富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启人心智。

本书的写作独辟蹊径，别开生面，访问的对象是“50后”和“60后”。他们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和最具实力的优秀作家代表，参与采访的都是熟悉文学创作的记者和有关专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强联合，相得益彰，从而深入探讨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经验。

居于卷首的作家宗璞，其《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名副其实的获奖专业户、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她年逾八旬，笔耕不辍。她的写作更像是某种象征，那是一代人的坚守，也是历史文脉的“相承相传”。

采访者向宗璞提问她将自己的写作分为“现实主义‘外观手法’与超现实主义的‘内观手法’”两副笔墨写作的原由，她回答说：“‘外观法’主要是根据生活反映现实的写实主义手法，比喻《红楼梦》写了几百个女孩子，能各有个性不重复，因为曹雪芹在现实中接触了很多的女孩，是有根据的。”其实，“内观手法”也是和中国的传统艺术关系很大，中国画讲究“似与不似之间”，“我也有一些作品是把‘内观’和‘外观’糅合在一起”。

这是宗璞进行文学创作的“真经”。她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叙事学是对往事的纪实，记载的不是历史，描写的不是史实，是作家根据已有生活的想象虚构。即使是历史的记录，也是经作家主观认识选择加工过的。新闻虽然是事实的客观展现，也同历史一样，依然是二手事实，亦经过了记者的主观处理、变异，富有倾向性，绝非胡适先生所比喻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著名文学家采访录——足迹》一书对王蒙的采访用了《青春永驻》作为标题，恰如其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王蒙那样引人注目，同时备受争议。他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后来却背上了莫名罪名。新时期以来，他率先引进意识流小说，并以身作则，率先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让人耳目一新。采访者用《青春永驻》作为文章题目，恰如其分。

笔者当了一辈子新闻记者，从县里到市里乃至《人民日报》，跑上跑下，广泛接触，采访过许多名家，但采访部长级的大作家也仅有一次，感受颇深。

当时，刚从文化部部长任上退下来的王蒙先生来到烟台，住在东郊一家宾馆。《烟台日报》文艺部编辑胡文君，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女文学青年，是王蒙的铁杆“粉丝”和崇拜者，闻讯即想前往采访，又怕被拒绝，特要求我这个总编辑领衔采访。

其实，王蒙很平易近人，我们的访问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王蒙向我们灌输了满满的党报应如何重视文学方面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方面的见解。正是接受王蒙的建议，我在《烟台日报》首创“烟台日报文学奖”，首届颁奖仪式邀请了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市文联、烟台市作协的领导和烟台大学中文系主任参加，舆论造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陈忠实访问记的题目是《天生一副作家心》，贴切地概括了这位著名作家的文学人生。

陈忠实1965年初发表处女作《夜过流沙沟》，生前出版了《陈忠实小说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以及其他作品集四十余种，创作颇丰。他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渭河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等文字，还被拍成电影、电视剧，改编成话剧和舞剧，以多种艺术形式传播，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白鹿原》一炮走红，再一次证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作家最需要具备的素质，就是对生活的理解、感悟和表达能力。

文学是人学。关注生命，是作家的第一要务。有关女作家毕淑敏的创作实践回答的问题，就是《关注生命》。

关注社会，关注生命，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的中心课题。毕淑敏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回答的中心问题，就是作家的主要责任是体会人生，探寻人的心态，写人的思想、语言和行动，终极目标是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在这方面，“新体验小说”是开路先锋，率先垂范。毕淑敏是医生，在这方面更有切身体验。文学的写实，说到底就是真实地传达、表现人的新感受、新体验、新追求。

关于王安忆的访谈题目是《三十年的写作历程》。在三十年的创作过程中，王安忆创造了丰功伟绩，斩获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奖，成为多项全能作家。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尤其引人注目。

文学不是技术，一般不能传承，但不乏先例。宋朝的“三苏”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先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茹志娟和王安忆母女，成为女继母业的先例，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其中，可能有遗传基因，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赐予和作家的主观努力。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恰如文章题目，揭示了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启示我们，“两栖生活”——既当记者通过采访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又当作家将采访获取的素材变成虚构的文本，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的人生经历。

何建明是《著名文学家采访录——足迹》一书中仅有的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报社记者，也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根本利益》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国家行为》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我的天堂》和根据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获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其作品还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广受称赞。可以说，何建明的写作生涯，同改革开放三十年同频共振。

实践证明，报告文学兼有新闻与文学的双重元素，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基础，文学性是报告文学成功的关键；如果只有事实的叙述那就成了慢三拍的新闻，徐娘半老，谁看？之所以在新闻之外还需要报告文学，就是看重文学的艺术魅力，生动感人。

《著名文学家采访录——足迹》，记录了一代作家的前进步伐和取得的辉煌伟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家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大踏步走向世界，莫言一举拿下世界最高级别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华民族文学史上填补了空白。

莫言以《三十年的浓浓故乡情》为题，充分表达了故乡是他创作的根据地和精神家园，给了他永远写不完的主题和文学底色，亦即独具特色的“莫言体”。

文学源于生活。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和记忆，创作的基础，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那片故土。莫言深有体会地说：“我个人感到，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其实并不知道他将达到一个什么境界。他是凭着直觉，将他心中想说的话，用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说出来。当然，这所谓的‘最想说的话’‘最合适的方式’，也就是由他的过去的生活决定了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文学创作硕果累累，还促进了文学评论的发展与繁荣。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和白烨就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文学评论方面大展宏图，引人注目。他们连连出版评论专集，屡屡获得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推动、促进了文学创作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他们用自己的实践，彰显了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评论家与作家是向着同一方向行驶的列车，评论以文学作品和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对象，以作家的创作实践为方向，二者互为朋友，真诚相待，共谋发展，一起谱写了文学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