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生

一

1951年秋，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先到烟台，我暂时留在大连格仙岛，由奶奶抚养。一年后，二叔送我到烟台，才得以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

团圆的喜气正浓，我上学的问题却成了困扰。我们一家从闭塞的小海岛来到烟台，举目无亲，人地两生。当时，我已十岁，应该上小学三年级了，但现实却给了父母当头一棒：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一个来自海岛小渔村的乡下孩子。

父亲常年出海打鱼，母亲是家庭妇女，更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十岁的我天天在家里晃荡，没有小伙伴，着急去上学，茫然无措，焦虑不安，却又不敢跟母亲说。我知道母亲也在天天犯愁呢！

正当全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善良厚道的邻居介绍母亲认识了李墨燕老师。当时李老师在掖平街小学任教。她热心善良，不忍心看着年幼的我失学，便说服了学校校长同意接纳我。记得当时的我就像李老师的小尾巴，跟着她跑来跑去，看着她忙前忙后帮我办理复杂的入学手续，才使我得以进入掖平街小学三年级就读。掖平街小学旧址，位于现烟台十二中西。

我入学后，每天早上天不亮便从所城里家里出发，独自经南大道（现南大街）、过西南河的木桥，再沿河西岸一直走到掖平街小学。那时候，西南河水流湍急，每次过木桥的时候，我总害怕自己一不小心掉下去。

当时的西南河两岸商铺林立，打白铁的、拉洋片的、捏糖人的、开竹器店的，还有杂货铺，应有尽有，着实热闹。但我无心赏玩两边的光景，心无旁骛地直奔学校，从不敢松懈。一天来回四趟，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有迟到旷课，无论是大雪纷飞还是盛夏酷暑。正像一首歌描述的那样：“小呀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那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经常跟我念叨李墨燕老师心眼好，让我不要忘记李老师的恩情。

二

我的班主任刘玉佩老师也是一位让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

刘老师身材修长，五官精致，不怒自威。我最喜欢上刘老师的语文课。他美妙动听的朗读犹如天籁，总能让我们沉浸在“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的勃勃春意中流连忘返，或让我们跌宕在“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中激情飞扬！往往下课的钟声响了，同学们仍兀自不动。刘老师营造的课堂气氛动人心旌，令人陶醉！

小学五年级时，我调皮惹下了大祸，幸有刘老师人性化的教育方法，才使我免除了学校的处分和家长的暴风骤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五年级的教室位于教学楼二楼东头，教室的东窗是一个圆形的外探窗，圆形的窗台可以容纳两三个孩子相拥而坐。但出于安全考虑，学校严令禁止学生坐在窗台上。

有一天课外活动，我与几名同学没到操场玩，也不知道是谁提议的，我们就坐在窗台上疯闹。不知怎的，在同学互相拥推中，我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往后一仰，“哗啦”一声，竟然把窗玻璃挤碎了。接着听到楼下有人喊：“不好了，打破头了……”吓得我们几个赶紧溜下来，慌慌张张地跑回教室里各自的座位，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一天。

挨到放学，刘老师说要到我家家访。我吓坏了，暗忖：一顿胖揍是避免不了了！

进了家门，刘老师与母亲寒暄几句，便让我去写作业，他自己独自和母亲聊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刘老师离去，我紧张不安地盯着母亲，心里想着“暴风雨就要来了”。万万没想到的是，母亲只是训斥了我一番，竟然没有动手。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我照常背起书包上学，学校里一切如常。

后来才知道，那天学校紧急送受伤学生到毓璜顶医院，医生检查清洗伤口后，发现只是擦破点皮，没有大碍。至于如何赔偿，母亲没说。

心存侥幸之余，留给我更多的是后怕！假如那位同学受伤严重怎么办？假若我从二楼的窗户掉下去又会如何？细思极恐！

后怕之余，我不由得生深深地感动和感激。此事可大可小，假如刘老师杀鸡儆猴，以师道之尊严给我一个处分，合情合理。但他春风化雨，风轻云淡中给我小小的心灵以深刻的教育！

三

1956年盛夏，经过紧张的筹备，一所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的基地——烟台市业余体校诞生了（校址在原草市街）。业余体校初期，从全市中小学中挑选了80名学生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足球队。足球队有30名队员，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教练是从部队退役的温智堂老师。

从此，每天下午的后两节课，我开始了不怕酷暑、不畏严寒的足球训练生活。

年轻帅气的温教练，带着少年足球队不仅进行日常基本功训练，还经常利用星期天带我们参加成年人的比赛。

足球比赛的时候，温教练高超的球技令我们叹服不已，他漂亮的倒勾射门更是技惊四座，加上他比赛喜欢戴白手套，更让我无比神往。在温教练的熏陶指导下，我们的球技日益提高。

1958年5月，温教练带队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少年足球锦标赛。经过激烈角逐，烟台队获得第三名。同时，烟台队有４名队员被省队选中，成为山东省足球队队员，我是其中之一。

1959年9月23日，省足球队接通知，到北京参观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足球决赛并参加闭幕式。闭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请客，宴请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与参观团，场面之宏大、气氛之热烈让我终生难忘，我至今还保留着第一届全运会闭幕式的邀请函。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山东足球队首次进入决赛，进入全国前列，23岁的我也进入主力阵容，这是我运动员生涯的高光时刻。

由于历史原因，1972年，山东省足球队解散，我回到了烟台。13年专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我深深感恩我的教练老师们：杨昌教练、金天民教练、唐纪青教练、倪国英教练、杨忠琪教练、林仲琡教练……正是他们的精心指导，让我从一个爱好足球的顽童成长为绿茵场上的运动员。其中林仲琡教练更是我的偶像老师。

林仲琡教练曾是台湾大学高材生，家境优渥，父亲是一位牙医。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与28名同学一道，突破重重阻力，从台湾来到大陆，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先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林仲琡教练先是被分配到解放军足球队当守门员，1963年转业到山东省足球队执教。

仲琡教练不论是专业理论还是实践经验，皆为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经常在国家级报刊如《中国体育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他精通中文、日文、英文，总能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内外先进足球理念，并运用于教学训练实践，使我们眼界大开，技战术水平日益精进。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山东足球队能跃居国内足坛前列，林仲琡教练功不可没。

1972年，山东足球队解散，林教练旅居日本，从此天涯一别，再没相见。林教练，远在异国他乡，您还好吗？鸿生想您！